老百姓给孩子取名，自古皇帝不管。怎么现在突然出了乱子，要“专家研制”了“纳入法制轨道”管起来呢？ 我差点儿笑出声来。 取名不用生僻字和异体字的问题，也是倡导为主、不立法管制的好，即便爱起怪名字的只占人口的0.1.读者或许会问，反正只是极少数人的愿望或癖好，管一管有什么关系？立法对于政府，毕竟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而且已有论者指出，法律本本上并无规定公民享有自由起名的权利。政府为何不能规范或取消人名用字的自由？ 这个说法不妥。为了某些基本宪政原则、重大紧急的公众利益，政府当然可以限制公民依惯例、习俗而享有的自由或权利。事实上也向来如此，“非典”期间，疫区的隔离措施即一例。但是，政府之能够规范或取消公民的一些自由，并非因为那些自由未列入《宪法》或法典条例；而是因为面对重大紧急的危害，利益平衡之下，不得不牺牲一些个人自由。须知我们日常生活中行使的大多数自由，都不是《宪法》或法典条例的恩赐。早在宪法和西方式法治泊来中国之前，这些自由就“天经地义”是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理想价值的一部分了，例如取名择字的自由。一个民族的生活惯例和习俗，可以说是一种跟成文法“赋予”的权利相对的衡平法上的权利。亚里士多德说过，衡平的正义（epieikes）来自惯例，是高于成文法的正义。因为惯例“源于自然”（kataphysin），是自然的正义，故而作为行动指南，比起那些不时修订废止的法条来，更为经久可靠（《修辞学》1：13）。立法干涉破坏这样的生活惯例，结果很可能是恶法。“恶法非法”（lexinjustanonestlex），公民无信守之义务，诚如圣奥古斯丁（354-430）所言。由此演变出后世天赋人权、理性至上的信条（芬尼斯，页363以下）。所以，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把公民权利狭隘地理解成法律本本包括《宪法》的规定。 所以上文才说，政府立法移风易俗，必须基于民主宪政的原则，维护重大紧急的公众利益。例如解放后废除纳妾和多妻制婚姻，就是为了实现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理想目标，而非某种经济效益核算的结论。再如男风和同性恋，中国古代如同多数传统社会，是不禁的，因为跟多妻制的道德观和财产制度并无冲突（参见霭理士，页357以下及潘光旦注）。近世西俗东渐，“馀桃断袖”之癖才在知识精英的眼里显得病态邪恶而少有公开活动了。但民众的态度仍比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要宽容得多；没有来自民间的压力，加之奉为楷模的西方传统道德也衰落了，所以现行法律并不干预。 现代法治一个起码的要求，即政府尽量少干涉公民私生活的自由，包括以多数人的名义限制少数人的自由。少干涉，便意味着多尊重民间惯例和民族传统。汉族取名既然历来自由，允许用冷僻字、异体字，如果未妨害重大紧急的公众利益，就没有必要管它。那么，要不要规范汉语姓名的其他方面呢？比如能不能取洋名？我看也应该慎重。香港、台湾等地，有些妇女婚后在自己的姓前面冠以丈夫的姓，仿佛双姓。这是西俗；中国人的传统是女婚不易姓。汉末蔡文姬（琰）初嫁卫仲道，后归匈奴左贤王，曹操以金璧赎归，再嫁董祀，都不改姓。宋朝李清照（易安居士）嫁赵明诚，亦不添姓。《红楼梦》里，凤姐嫁到贾家，也不称贾王熙凤。但是，现在既然已有部分妇女从了西俗，婚后冠以夫姓，政府也应当尊重，不能以管理不便或浪费资源为由禁止。因为这是已成民间惯例的个人自由，丝毫不影响妇女权利、婚姻自由或任何公众利益。 总之，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随时随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包括老百姓取名择字的自由和各种“怪想头”，如希望名字与众不同、显露个性、讨个好口彩之类。这些正当利益即使只涉及极少数人，政府也必须维护。投资更新设备、提高工作效率、不随便立法扰民，本是各级机关的责任。不能借口信息化法制化，动辄限制人民的权利。在怀孕生育业已不得不落入公家事务的时代，孩子起名再要立法规范，尤其应当慎重。 冯象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cb115c60912a216157929c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