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中国的抗争？——基于40个拆迁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作者郑 雯 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黄荣贵 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正文 正如Altheide和Snow（1979）所言，媒介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所有的行动者、组织、社会系统都要遵从媒介逻辑，这也是媒介化社会的典型表征。近年来，中国的抗争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媒介化趋势（郑雯，2013）。 本文尝试对发生于2003-2012年间的40个拆迁抗争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媒介逻辑对拆迁抗争结果的影响。 本研究试图在如下三方面做出努力：一，通过梳理媒介逻辑相关理论，提出一个可用于经验研究的探索性分析框架，并为媒介化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实证研究；二，跳出现有媒介研究过多关注单案例描述分析和内容分析的路径，通过对拆迁抗争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较为系统地展示不同媒介逻辑共同作用于抗争结果的影响模式；三，尝试融合媒介研究的多元路径，拓展框架研究和媒介技术理论的意涵。1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文献梳理发现，抗争政治的研究者已经初步探讨了媒介与抗争的关系。实际上，媒介逻辑超越了简单的新闻生产过程，更多体现在传播过程以及镶嵌于其中的社会互动模式之中（Hjarvard，2008）。因此，研究媒介与抗争的关系亟需理清媒介逻辑内涵，并在经验层面较为系统地检验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模式。 尽管学界对媒介逻辑的确切内涵存在争论 (Lundby 2009; Krotz 2009; Hepp 2009;Couldry 2008)，Altheide（2011）对媒介逻辑概念的细化为经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媒介逻辑是媒介的技术属性、内容属性、对内容的呈现与组织方式以及关注点的有机结合。此外，作为社会系统的媒介所处的制度语境，亦会影响媒介技术和媒介内容。综上，本文认为媒介逻辑包含技术逻辑、内容逻辑和制度逻辑，它们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抗争的发展。 首先，媒介的技术逻辑与抗争的关系：“媒介即讯息”。媒介传播信息的规则和程序也因此影响到人们的感知方式与行动方式（邵志择，2003）。 第二，媒介的内容逻辑与抗争的关系：正如框架化研究指出，媒介用以组织信息的特定范式、呈现内容的风格及其焦点/强调点将会影响抗争。总体而言，传播学研究尚未系统地考察媒介内容逻辑（框架）在媒介逻辑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也少有经验研究考察媒介内容逻辑如何与其他类型的媒介逻辑共同作用于抗争结果。 第三，媒介的制度逻辑与抗争的关系：Kent Asp（2014）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指出媒介逻辑的制度化是一个进化过程。媒介逻辑一方面受制于媒介生态所嵌入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媒介市场化给媒介逻辑发挥作用带来新的空间。这种特殊性同时意味着媒介的制度逻辑与中国抗争政治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对其考察有助于揭示结构性因素如何作用于社会抗争并影响其发展过程与结果。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大多数停留在理论和概念探讨的阶段，无论是西方学者用媒介逻辑理论观照中国现实的研究，还是本土学者对中国社会现象的媒介视角研究都存在可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媒介逻辑的三种类型（技术逻辑、内容逻辑和制度逻辑），并进一步探讨了它们与抗争之间的关系。本文进一步认为，三种媒介逻辑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效应，不同媒介逻辑将共同作用于抗争，并影响抗争成功的可能性。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具体的经验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们对媒介逻辑理论的整体性理解。2研究方法1分析策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本文将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Ragin，2008）对所收集的拆迁案例进行系统的比较。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使用集合来表示概念，运用集合论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变量测量所反映的是案例在特定概念集合的隶属度。在本研究中，我们采取6值方案（包括0，0.2，0.4，0.6，0.8，1）对变量的模糊集得分进行赋值。 定性比较分析使用一致性指标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当一致性得到满足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覆盖率指标来描述条件X对结果Y的解释力。覆盖率指标越大，则说明X在经验上对Y的解释力越大。 然而，抗争结果这样的复杂社会现象往往难以被单一原因所解释。为此，我们借助一致性指标建构真值表来呈现解释条件和结果变量的不同组合，并使用布尔最小化算法对真值表进行简化，从而得到导致结果发生的多个因果路径。 2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拆迁抗争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拆迁抗争是具有典型性的抗争类型，此外，抗争者的多样性亦使本文的研究具有更强的理论普适性。文章选择2003-2012年作为研究区间：一方面，2003年爆发了第一起由媒体曝光的拆迁自焚事件“南京翁彪自焚案”。另一方面，伴随外部制度环境变动，2003-2012这十年在中国拆迁抗争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作者选择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作为案例来源库，提炼出被两家以上媒体报道过的拆迁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此外，笔者综合新浪、网易、凤凰网等大型门户网站有关拆迁抗争的总结性文献信息对基本案例库加以补充，最终获得一个由40个拆迁抗争事件组成的层次丰富的案例库（见下图）。数据收集过程持续半年以上，通过对不同来源资料进行交叉校验，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3变量测量1结果变量：“抗争结果”考虑到媒介化抗争发展的复杂性，笔者对抗争结果进行编码时综合考虑了利益诉求与价值诉求这两个标准。可以明显判断出其目标达成，抗争成功，编码为1。暴力维权或有重大伤亡的事件由于媒介的作用而获得相当可观的利益诉求补偿，或大大减轻暴力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再或者有效地促进法治的进步与公民权意识的提高，实现价值诉求，可编码为0.6。其余情况编码为0，即抗争失败。 2媒介技术逻辑本文通过测量抗争事件的网络互动程度与抗争者主动适应媒介逻辑的媒介使用情况来反映媒介的技术逻辑。 网络互动：该指标测量抗争事件在全国网络的互动程度。我们认为，超过三家全国性网站参与的抗争事件可认为其符合互联网逻辑，适应网络传播特性，更有助于抗争成功，编码为1；相应的，少于三家或没有全国性网站参与的抗争事件可能不符合网络传播规则，编码为0。 媒介使用：该指标测量抗争者是否有意识地主动应用新媒体或传统大众媒体进行抗争。我们对主动使用媒介技术的案例编码为1，未主动使用则编码为0。 3媒介内容逻辑本文通过测量抗争过程中所涉及的框架内容来反映媒介的内容逻辑。已有研究指出，弱者、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违反规则是拆迁抗争中常用的框架，本文从这四个角度考察媒介内容逻辑的影响。凡是媒介报道中涉及特定的框架内容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4媒介体制逻辑我们通过测量参与到抗争过程中的媒介的体制属性来反映媒介的体制逻辑。我们将新华社（地方分社除外）、《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每日电讯等主要的中央级党报党刊，团中央报《中国青年报》、检查法制系统中央级报纸《检察日报》、《法制日报》等均看作中央级党报党刊，将其编码为1，其余媒体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则编码为0。3分析结果1单因素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我们首先分析特定媒介逻辑是否能够构成拆迁抗争成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分析结果显示，只有网络互动这一指标的必要性一致性大于0.9，可认为是抗议成功的必要条件；其他指标的必要条件一致性均小于0.9。换言之，除网络互动外单一媒介逻辑不足以构成抗争成功的必要条件。 2媒介逻辑与抗争成功的关系接下来，笔者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媒介逻辑与抗争成功的关系。首先，笔者考察每一类媒介逻辑是否能够解释抗争成功。结果显示，技术逻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ce972a60129bd64783e0912a216147917117e6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