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一) 论文关键词]曾国藩；宗宋；桐城诗派；宋诗派 论文摘要]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自清初以来，唐、宋诗之争纷纭复杂。至干嘉，朴学之风盛行，诗坛宗宋渐趋兴盛，道咸年间，形成流派。陈衍说：“道光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寓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硐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倔(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虽然道成宋诗派有大体一致的主张，但其内部诗学取径并不完全一致，陈衍认为：“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约略可见曾氏在宋诗派中之独特性。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其为人，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认为读书之要在于格物致知，讲求穷究事理，修己立诚，躬身立行。中年作《五箴》分“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方面，既诱导诸弟也为自己的座右铭。后来事功，封侯晋爵，显隆于时。然文正一生功业，并不仅止于此，“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于桐城衰微之时，曾以雄奇跌宕之文，振桐城嗣响，力矫懦缓之弊，异军突起，别为湘乡派。诗学理论与创作虽逊于文，并非毫无成就，钱基博云：“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后称张之洞。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干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创之功。”其诗学地位可见一斑。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显臣名宦，他们以地位之要、影响之巨，于某一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曾氏也是如此，他的诗歌宗趣影响一时，应者云集，对扩大宋诗派阵营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 曾氏宋诗宗趣，与其学术渊源和时代风尚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是其学术渊源，钱穆谓“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而起者”。姚鼐(1731—1815)，桐城文派和桐城诗派最主要的理论家和作家，受业于苏州同里方泽和伯父姚范，于学术崇尚宋学而排斥汉学，于诗歌推崇黄庭坚，对明七子并不完全拒斥，而是有所取舍，唐宋兼宗。论文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论诗排斥“凡俗”，主张“道与艺合”，强调学力深厚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对曾氏有深远的影响。其次是诗风流向。曾氏最早感受到当时诗风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入京应试之时。其时京师诗坛，弥漫着宋诗风气。汉学家程恩泽、祈寯藻、何绍基，既是著名的学者，又身居高位，把持坛坫。他们作诗注重学问修养，崇尚个性。并且，作为文坛正宗的桐城派姚门弟子如方东树、梅曾亮等虽主治散文，也为诗歌，以文为诗，其诗学倾向在宗宋。曾氏与何、梅结识，并日相过从，诗酒唱和，成终身好友。自然，在这样的环境中，宋诗习气濡染曾氏在所难免。 而最直接原因是理学家唐鉴的指引。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曾之同乡，“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唐让曾氏研习程朱之学，给予曾教化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中，义理为首，义理通则文章通，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记》云：“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诗歌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据此可见唐鉴义理观、文道观对其影响之深，且唐氏之学与桐城甚为相通，曾氏正是从唐氏那里直接接受了桐城派的文章理论，宗宋也势在必然。然而曾氏作为湖湘人’士，“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导言)，于学“一宗宋儒，不废汉学”，融合百家，兼采汉宋，有云：“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诘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断断焉而有己。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又可屏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于诗学理论虽也瓣香姚氏，但主宗宋诗，与姚鼐不可同日而语，对姚氏有取于明七子不加理会。由于曾氏无系统诗学理论，其论诗主张只是零星体现在他的日记、家书及各种题跋中，从现存资料来看，并未论及宗唐派别及思潮，当然也无批评抨击之词、党同伐异之见。在近代纷纷扬扬的唐宋诗之争中，近乎独处一隅，不沾是非，这缘于其严谨的人格操守和居官戎马生涯，但其宋诗宗趣是鲜明的。 从诗理上看，曾氏宋诗宗尚最鲜明地体现在他“艺通于道”的诗文观。曾氏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温弟沅弟》的家信中云：“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认为两者具有统一性，主张由艺人道，因文证道。这一观点源于桐城派和宋诗派共同认可的“道与艺合”、“道艺合一”之论。据曾氏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载：“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子贞真能自树立者也。余通言多夸诞。”其中赞赏何于“艺通于道”的诗文观“甚知要”，是“能自树立者”，无异于说明曾氏从好友何绍基那里得到宋诗派同仁的论诗“真谛”。姚鼐亦云：“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其实，“道与艺合”无非是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文以载道，以道显文。曾氏又曾对“艺通于道”做了详细阐发，他说：“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故窃谓今日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研究文字为要务”，在曾氏看来，文字通则道义通，道与文彼此不能分离，道因文彰，文因道显，道艺并举，道艺一也。由此可见“艺通于道”与“道与艺合”是相通的，两者都将道艺置于同一意识层面，实际上就是强调学问与诗文创作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认为以学入诗不仅是一种与诗人之诗并行的审美模式，而且身处“衰世”的士人理应自觉地用诗歌作为载体承担起弘扬儒家道义精神的责任，以挽救世风，重振民族精神。 基于上述诗学观，一向以修齐平治为己任的曾氏不仅平日特别讲究修身养性，而且于诗文创作强调积理养气功夫，认为“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诗歌固然是“末技”、“余事”，然非多读书穷理不能办，读书积理是诗歌创作的关键因素，这显然得益于唐鉴“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日记》曰：“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对孟子“养气”说敬服备至。正因为如此，曾氏对“文章之事”特别强调“气”的作用，把“行气”看做是文章的精髓。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谕纪泽》的家书中云：“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如果说上述言论还只是体现在理论主张上，曾氏还从自身创作实践中真正体会到积理养气的作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记》云：“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虽胸有真情，若无读书积理工夫，也不能一吐为快。这种典型的宣扬“学人之诗”的论调自然与传统的“缘情”论大相径庭。他所主张的“学”，并非仅仅指经史考据，而且主要指宋儒的性理之学，他对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理解是，“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这和他融合汉宋的为学态度是一致的，而与程恩泽、祁寯藻偏重以考据为诗有所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曾氏对诗人之诗完全加以排斥，相反，对诗人之诗也能予以欣赏。他称赞何廉舫的才人之诗云：“何廉舫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笔，人人叹之不置”；同治七年四月初十《日记》又云：“观李眉生诗，爱其俊拔而有情韵，将来必为诗人”，认为凡作诗文，必须“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赞同真挚、纯正的感情表达。尤其是他标举的“机神”说，在中国诗学史上应占据一定地位，钱仲联先生评价说：“王渔洋论诗标神韵，张广雅易以神味。余谓皆不如曾求阙机神之说也。”所谓“机神”，曾氏解释说：“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机神”说重视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突出作用，要求诗歌天才兴发，富有韵味，意境缥缈，“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实际就是倡导天才踔厉的诗人之诗，将性情看作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尤为可贵的是，“机神”说泯灭唐宋诗人为划分的界限，对唐宋诸大家予以同等审美观照，曰：“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黎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有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功错，径路绝而风云通”，体现了理性务实的精神，客观上对当时诗坛的祧唐宗宋门户之见起到了平衡作用。 因此，曾氏并不忽视才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事实上，他既注重天性机趣又讲求后天历练，力图使学问与才力相济，把侧重思想的“言志”与侧重“缘情”加以对接，表现出对传统诗学资源的整合态势，以纠正专宗盛唐产生的肤廓之弊，初步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为宋诗派与同光体之间架一座桥梁。 桐城诗派和宋诗派把学问、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求三者的统一和兼长，达到既调和汉宋之争，又写出至美文章的目的。曾氏此外还加入“经济”，将诗文的内容由日常学问扩大到社会民生，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经国济世，这就把传统的“经国之大业”的诗文观从干嘉朴学的故纸堆中解放出来，为现实政治服务。从社会现实出发，他赞同“人与文一”的命题，认同人品之于诗品的决定意义，但同时也认为人之“器识”、见识关乎诗歌风格与水准高下，“器与识及之矣，而施诸事业有不逮，君子不深讥焉。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末矣”。曾氏此论，实发展了桐城派与宋诗派的现实认识，也是其“经世致用”论在诗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5dac499b9f67c1cfad6195f312b3169a451eaf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