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点 作者：胡钧 来源：《杭州》 2013年第3期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的主导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是中国模式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也是获得成功的三个根本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中，比较一些西方学者近几年的看法和我国理论界的一些看法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内理论界强调的是从西方社会学到的一些东西，如把吸收了市场经济方法说成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原因；而不少西方学者却把中国独有而他们社会所没有的东西看做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例如，很多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执政看作是真正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著作《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在导言中他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的作用。他说：“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标。”有的学者则讲得更明确。宋鲁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成功的原因讲了很多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论述当然还只是表面的观察，对中国共产党有这样大的威信、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根源的认识还缺乏理论深度。即使是这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真理，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把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理想和长远目标，形成全党的共同理想信念。共同的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共同的价值观、理想目标，决定了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党内也不存在根本对立的派别，具体道路、步骤和方法上的不同意见，都可以通过讨论协商得到解决。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当然地成为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模式”的最重要因素。 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中国模式”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国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它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引领整个国民经济从资本主义生产把利润作为决定性动机，转变为为了人本身，使社会生产目的服务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实现科学发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同时，国有经济在贯彻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骨干作用，国有企业有义务落实国家的各项经济发展和调整决策。在此基础上，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国企改革，积极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和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实践证明，经过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关键领域越来越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2008年7月著名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主办的《麦肯锡季刊》刊文《重新评估中国国有企业》，认为历经改革的中国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要更加成功，更能适应国际竞争。 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还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经阶段。这是我们与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也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得以较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按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马克思早就指出，市场盲目支配和按科学预见发展生产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制度下的一个本质区别。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自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作用。经过艰辛的探索，我们摈弃了一步跨向一切按计划进行生产的做法，将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通过科学的国家规划指导经济建设，宏观调控优化国民经济发展，避免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和盲目性，激活并保护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科学发展观使我们“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调整发展思路、完善发展规划、出台发展政策，积极推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正是由于政府强有力的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国民经济发展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在事实面前，很多人改变了原来的看法。福山在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社》专访时就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观点，他认为，以“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为价值内核的中国模式代表着集中和高效， 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约翰·奈比斯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总结了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基础的八大支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的“纵向民主”。他认为，这种纵向民主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模式，这一政治模式是中国稳定和成功的关键。这种政治模式同样也适用于经济领域。政府依靠强大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总体上保持稳定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在政府的引导下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中国经济在稳定的同时始终保持发展活力。 总言之，研究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模式”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科学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提高自己，才能丰富现代化的选择路径，为全世界共同发展作出贡献。但“中国模式”仍处于发展完善之中，所有制结构优化、市场体制完善、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出现，使“中国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妥善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中国模式”未来的走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7155892f66527d3240c844769eae009591ba2b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