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黄州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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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黄州突围

──读《苏东坡传》有感

近来无事,偶拾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尤对东坡先生隅居黄州一段感触颇深。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苏东坡在黄州条件虽略微艰苦,但精神和身心无疑都是十分之愉悦,卧雪堂,锄做东坡,于临皋亭远眺,于黄泥坂闲步。虽没有风花雪月的风流倜傥,却是有独卧高堂的闲情逸志。然而,在我看来,东坡先生在黄州的境遇,虽不致凄风苦雨,恐怕也没有这般清闲惬意。

自庙堂至江湖,苏东坡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转变,然而这次的转型,似乎并不曾遂了东坡先生的愿。也许有人会讲,乌台案发,他本是一代文豪,朝廷大员,一下子到了黄州这般境遇,又怎会遂愿呢。但在东坡先生声名鼎盛之时,却也不止一次表达了对乡野生活的向往,在杭州,东坡写下“我本糜鹿性,谅非伏辕姿。闻声自决骤,那复受絷维。”由此观之,东坡先生对黄州生活即便谈不上喜爱,但也并不应抗拒。

事实却远非如此,在去往黄州的路途中,东坡先生的心情就一直处于低落茫然之中,有死里逃生后对生命的思考,还有对黄州生活信心的不足。而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东坡先生的黄州生活却可以说是无忧无虑,也许,是林语堂先生过于喜爱东坡的诗词,由《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看开去,苏东坡在黄州的精神状态无疑十分良好,但显而易见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而在《记承天寺夜游》中,东坡先生的自嘲意味就十分明显,他将自己称为闲人,看似闲暇的背后却别有一番深意。自嘲固然是一种旷达,但自嘲的背后,确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深深的无力感。我相信,在东坡先生自诩为闲人的背后,无疑是“一把辛酸泪”。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也写到,“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由此观之,东坡先生在黄州的诗文,也许都带有一丝无奈后的自嘲。

而在《苏东坡传》里,林语堂先生也提到,东坡于黄州练习瑜伽,修行佛道,修身养性,追求精神的解脱,语堂先生也写道:“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

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苏轼在黄州的境遇让他变得心无旁骛,修身养性,反之,甚至可以说是通过修佛、瑜伽来追求内心的解脱。

余秋雨先生则认为,苏轼在历经了黄州的艰苦生活后,突破了自我,完成了文学史上的大突围。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也不尽然,既然苏东坡“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但看看黄州生涯结束后的苏轼,浪迹琼崖,晚年平复,还是经历着大喜大悲的生活。

在海南,他也有郁郁不乐转而苦中作乐,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又在琼崖完成了新的突围。所以,我认为,苏轼在黄州的所作所为,是习惯后的平静,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是于平静中发现美。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完全成熟,二者有重合与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到了海南,东坡依旧经历了一遍新的洗礼。

所以,苏轼突围了黄州的平淡与艰辛,却没有于黄州突破了真正的自我。自始至终,也许苏轼就不是安于田居之人,以他的气魄,胸怀天下才是他一生之所牵挂。所谓的闲适,所谓的突破,都不过是一颗赤忱之心向生活的无奈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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