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闲情偶寄》 [按:写下这段文字，我自己心里也有一种“拉人头充数”的感觉，原因是大家习惯上把李渔称作是清代的戏剧家。李渔是生活在明末清初，但他的生活的黄金岁月应该在明代，而且在他的思想深处和感情深处，他没有把自己当作清朝人。这在明末清初的文人中间是非常普遍的，那些梁园遗老式的情结是根深蒂固的。《闲情偶寄》一书成书在清康熙初，而实际上记述的东西大部分是明朝末年的事，时至康熙初，中原的大部分文人在思想、情感上，对清政府还没有一种认同感，在社会生活中，也是采取一种相对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也算是我把李渔当作明人一起评说的一种理由。] 我们所熟知的李渔，大部分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家，其实，李渔是一位多姿多彩、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建树的学者，特别是其对“风流韵事”的雅兴，也达到了让一般文人难以企及的地步。当然，这不是我在这里专门要关心的事。作为一个文人，李渔对宜兴的紫砂壶当然也是算留心过。 为什么我说仅是留心呢,主要是他对宜兴紫砂茶具的认识非常理性、对紫砂茶具价值的评价非常实用而中肯。在他的《闲情偶寄》里，书中在论“茶具”时说道:“茗注莫妙于砂壶，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是人而知之矣。然宝之过情，使与金银比值，无乃仲尼不为之已甚乎～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必至理穷义尽而后止哉!” 诚哉斯言～～～在当今我们的紫砂界，无处不是玄而又玄的道理、古而又怪的言语、极而又过的艳辞。我想，作为本质上是一种日用品的紫砂茶具，我们有没有更恰当、更通俗的语言去评说,,看到这些空穴来风、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评说，我往往会问:是我们的文人在贬值,还是我们的紫砂艺术在贬值,,我想，当一味地、无原则地推崇某人某作品时，我们该不该学学前人,想想前人,,李渔所谓:“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而“必至理穷义尽”，评价一种工艺美术品，毕竟不同于纯粹的“先锋艺术”，其适用性必须是作者、玩家考虑的首要标准。记得顾景舟大师在论述紫砂艺术时，除了造型、神态之外，最重要的是其功用。我想，我们用更实用、更通俗的标准或语言来论说紫砂艺术，紫砂的艺术价值并不会因之而降低，而是恰恰相反。 在他一贯的美术“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他对茶壶好坏的评价也显得非常简单。他说:“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曲便可忧，再曲则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叶，入水即成大片，斟泻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觉闷人，直则保无是患矣。即有时闭塞，亦可疏通，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对茶事来说，壶“嘴直”，能畅流，就可以了。茶壶在这里， 或者说在李渔心目中，又恢复到泡茶这一种功用上来了，其他的东西或许真不重 要，最多只能算是一种“附加值”。 在对“贮茗之瓶”的评说上，更是一样地“实用”到底。所谓:“贮茗之瓶，止宜用锡，无论磁铜等器，性不相能，即以金银作供，宝之适以崇之耳”。其好坏，关键在瓶体不漏，盖子严实。一则“稍有渗漏，即加补苴，以其为贮茶贮酒而设，漏即无所用之矣”，一则“以封盖不固，气味难藏，凡收藏香美之物，其加严处全在封口，封口不密，与露处同，吾笑世上茶瓶之盖必用双层，此制始于何人,可谓七窍俱蒙者矣～” 世间东西、好东西太多，人们究竟如何选择,当你不是专家、尚不“痴迷”时，简单而实用，还真是一个好得无法再好的办法。 李渔并不是一个不通生活情趣的“古板”之人，他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李渔，字笠鸿，号笠翁。生于雉皋(今江苏如皋)，近扬州。幼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18岁，补博士弟子员，由于在科举中失利，放弃了以仕途腾达为家争耀的追求，走“人间大隐”之道。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文人的一种“社会不合作”态度。这在那一时期非常流行。 有趣的是在康熙五年、六年，他偶然间得到了乔、王二姬，两女颇有戏剧天份。李渔细加调教，组建了家庭戏班，巡回于各地，为达官贵人取乐，收入颇丰。后因乔、王二姬的先后离世，家庭戏班土崩瓦解，从此，李渔生活转入了捉襟见肘，1680年于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所著的戏曲繁多，流传下来的就有《笠翁十种曲》、《万年欢》、《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等19种，另外还有小说《连城壁全集》、《十二楼》、《肉蒲团》等，这里面应有他喜好“风流韵事”的明证。他晚年居住在南京，别业称“芥子园”，其女婿沈心友请王概等编撰了《芥子园画谱》，流传和影响非常广泛。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51b1cfb588102d276a20029bd64783e08127d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