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生员论》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明亡后改名为炎武，江苏昆山花埔村人，因其乡有亭林湖，故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顾炎武的祖父以上三代都是进士，做过明朝大官。他年轻时参加过复社。清军占领南京后，他参加了江阴、嘉定、昆山三县人民的武装抗清斗争。明亡后，他仍与反清力量保持联系。自45岁始先后游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通观地势，阴结豪杰， 以图复明。他的后半生，过着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活，曾化名蒋山佣。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词科，企图笼络海内名流。一些朝臣推荐他应试，或约他参与修明史他坚决表示拒绝：“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终身不登权门，不涉利路，耿介自处，刚直不阿。自65岁时定居陕西华阴，70岁时卒于山西曲沃。 顾炎武在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中，一边为抗清复明而奔走呼号，一边积极从事学术研究，他对历史、哲学、教育、音韵学、考据训诂以及金石文字等做了深入研究，颇有建树。他的著作，主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肇城志》、《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其中《日知录》是顾炎武一生精力所注的结晶，全书32卷，前7卷论经义，第8一12卷论政事，第13卷论风俗，第14、15卷论礼制，第16、17卷论科举，第18—2l卷论艺文，第22—24卷论名义，第25卷论古事真妄，第26卷论史法，第27卷论注书，第28卷论杂事，第29卷论兵和少数民族，第30卷论天象术数，第3l卷论地理，第32卷论杂考。在《日知录》一书中，顾炎武尖锐地抨击了科举教育的弊病。在《日知录》卷18《拟题》一文中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天下学子为了猎取功名，弃经史与实学，整年累月磨勘八股，“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致使学术荒废，人才毁灭。他无情地揭露：“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并以为明朝灭亡与这种腐败的教育不无关系，因为它培养的士人和官吏，不学无术，祸国殃民。由此，他指出：“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以经世致用之学造就人才是改革教育的唯一正确出路。 顾炎武在《日知录》和《亭林文集》等著作中，从理论上总结和清算了宋明理学及其教育的利弊，并以极其委婉的手法转移了学术方向。他认为理学本质是经学，应当是“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的经世致用之学，而后世理学都是抛弃了五经的“语录”之学和空谈心性的“禅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为了矫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理学教育学风，他主张为学方向必须转移到“经世致用”的实学轨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意在讲求“天下国家之事”，行己有耻意在强调民族气节。此外，顾炎武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达用”，专心致志于通经之业，以小学音韵学为基础，摸索出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即归纳的而非演绎的、历史的而非思辨的、证验的而非体认的方法，实事求是，尊重古经，把古书还之于古人，不加入自己任何主观臆测的朴学方法。顾炎武注重经史研究，提倡厚古薄今，扫除理学空疏之弊，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成为明末清初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三大名儒之一。由他开拓的学术领域和学术风气，深远地影响了清代的学术方向和教育内容与方法，所以他在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生员论》是顾炎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由上、中、下三篇组成，原收入《顾亭林诗文集》卷一《亭林文集》。这是他早年的著作，在当时颇有影响。清代有多种《顾亭林诗文集》刻本，民国年间商务馆印有《四部丛刊》本。今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上)收录了全文。 《生员论》的上、中、下三篇，各篇的内容有别，但从整体上看又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中心论题，它系统阐述了生员的性质、作用、现状、利害，以及如何解决生员问题和改革教育管理制度等问题的思想，深刻揭露和抨击了生员的危害性和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端。 在《生员论》上篇，开宗明义指出国家开设生员制度，“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生员制度，自汉代兴太学之日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朝沿袭，而明代尤盛。明代的官学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府州县学都有诸生，此外明代的科举经年不衰，大批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获得出身，成为生员之后，即可享受政治、经济、教育渚方面的特权。这种以读书为职业的预备官员，除有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的特权外，凡廪膳生员每人每月领米一石，鱼肉盐醯概由官府供给，还可按时领取衣冠。廪膳生在生员中地位较高，其次是增广生和附学生，他们并无领米的待遇，但免役与糜膳生员是一样的，一家之内，除本身外还优免二丁差役。由此生员成为明代仅次于在职官吏的特权阶层。顾炎武指出，明代的生员在事实上“非国家之益”，而是国家之害。“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国家豢养着如此庞大的生员队伍，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他指出，这些享有特权的生员，除了研习八股时文的一点雕虫小技之外，不学无术，他们闲着无事可干，就集众滋事，干预和破坏地方政治，“行关节”，“触法抵罪而不止”，比比皆是，搞得国家和地方一片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顾炎武认为，生员成灾的原因在于朝廷的办学和取士政策违背了设生员的本意，“与设科之初意悖”。一方面由于给予生员如此优厚的特权，致使天下之人为获得生员身份而“日夜奔走之如鹜”，因为“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腐败，徇悄罔法，致使“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杞生之属，无不以钱鬻之”。朝廷鬻官卖爵，此风延及学校，致使生员制度日趋败坏。他说：“夫人主与此不通古今之五十万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万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于其中，以立国而治民，是缘木而求鱼也。以守则必危，以战则必败矣”。 《生员论》中篇，基于上篇的分析提出“废天下之生员”的主张。“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之所以要废天下生员，其理由有如下四点。其一，生员已为国家政治的大患。他们出入公门干扰官府之政，倚势武断横行于乡里，以致鱼肉百姓，他们与胥吏为缘，乃至把持官府的“阴事”。勾结不法官吏胡作非为。生员如此为害多端，而官府不能惩治，如“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故“欲治之而不可治”，“欲锄之而不可锄”。有鉴如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生员之害，只有废除生员制度。这样才能“政清”。其二，生员享有经济特权，遇役可免，一切差役强加于穷民百姓。而穷民百姓本无土地财产却要交纳生员转嫁的租赋，而且生员的一切科举考试的费用还要加派于民，贫民负担太重，只好“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生员作为寄生虫残酷地剥削百姓，破坏了生产和社会稳定，因此要苏民困，必须废天下之生员。其三，生员之患还在结党营私，利用种种错综复杂的所谓“师生”关系，“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入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天下的生员，近者数百里，远者万里，本无什么关系，但一登科第，则有称之“座师”的主考官，有称之“房师”的同考官，他们相结为“师生”关系，此外同榜进士又有“同年”关系，“同年”之子也称为所谓“年姪”，乃至于“座师”“房师”之子亦无不与登科进士扯上关系，由此“世兄”、“门生”、“门孙”、“同年”、“年姪”、“座师”、“房师”、“太老师”等等，朋比胶固，牢不可解”。要消除生员制度滋生的这种朋党及其所造成的“门户之习”，只有从根本上废除生员制度。其四，生员的考试科举均以时文取士。他们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7b685551411cc7931b765ce050876323112749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