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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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风浅谈 在千百年前，汉唐雄风让世界为之瞩目！国力昌盛的大唐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大唐诗歌让整个世界为之赞叹。同时结束唐后乱世的宋代也有许多名篇传世。历代诗评家对两朝诗歌特征已有不少著名论述，但却过于简略且不系统。我认为唐宋诗的不同应有以下方面。 首先在继承与发展方面 。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诗国高潮”，毫无疑问，大唐是诗歌的时代，其鲜活的生命力也得到了唐朝社会的肯定与认可。 大唐瑰美绮丽的传世佳作也许留给后人的不仅仅只是财富，或许还有一份难以为他人道的负担。唐诗与宋诗在生命力上所具有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生存土壤的差别，即生命力的不同，诗歌在大唐的应用属于社会范围，无论是上至宫廷还是下至民间,皆有诗歌的存在与应用。应该说诗歌在唐代是广义范围上的存在,在诗歌面前人人平等，诗在唐代是大众化的,并不专门的是某个圈子所独有的，诗歌存在圈子的分化至宋代才开始,在唐代还不存在这种情况无论皇族还是平民都有学诗的权利与自由,诗歌并不把握在少数人手里它在唐代的生存土壤是广阔的,它的适应范围是多层次的。文人的集会,交游酬答以及朝廷特有的宴乐文会都促进了律诗的发展。由此可见,唐代社会存在着使诗歌可以深人扎根干此的深厚土壤,也只有唐代社会这种丰厚的土壤才可能培养出唐诗这朵绚丽千古的名花。另外,唐朝为选拔人才采用的诗赋取士制度,也是律诗得以流行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至宋代始,诗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进人生命中的老年状态。在宋诗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律诗的初兴时那种活跃的生命力勃发的状态，它已经彻底成熟，成熟至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它所固有的形式。文人的创新只能在立意或技巧方面，而不可能在规则方面有任何大的突破。但是没有改变又不足以继续诗的存在与发展。宋代文人面对前人创造的诗歌高峰在叹为观止的同时只能以自己的角度去求新求变进，而形成宋诗特有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的笃学尚奇的诗风。宋代诗风的转变决定了诗歌生存土壤的变化，它的生存土壤已从唐代的广泛的社交场合转移至相对狭小的文人圈。“以才学为诗”毕竟不是人人可能做到的,宋诗诗风的转变注定了诗歌生存空间的转变,它被从广泛的大众化的土壤中被移植到了文人的小圈子中做诗成为文人之间游戏、竞技、展示才华的文化行为,诗歌在此时已成为一门专门性的艺术得以独立化它的生存空间已经不再广阔它的生命力也只会在这狭小的文人圈内日渐消失。 其次在于诗歌的内容方面，唐宋诗歌也有许多的不同之处。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有词理意兴, 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唐人主情, 去三百篇近;宋人主理, 去三百篇却远矣„„。钱钟书在他的《宋诗选注·序》中说“:宋诗还有缺陷, 爱讲道理, 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 议论往往陈旧。”又说:“诗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 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由于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 所以味同嚼蜡。”还是说中要害的。 唐诗主情, 因情是潜存于内心的, 一触即发, 不待思虑而得, 自然流露, 如行云流水, 毫不凝滞, 因而自然无成, 无雕琢匠气;宋诗主理, 必须深思冥索, 多方探求始得, 所以使人感到深折，下面两首诗便可以清楚看出二者的区别：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平淡言语中，寥寥几语诗人情感勃然而出。 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壮美风景虽好，却仍比不上更加壮阔的志向，不甘平淡，勇于向前的精神让所有人顿生云海起伏，波澜壮阔之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诗是就事说理, 绝少曲折;言尽意竭, 未见蕴藉, 与唐相比, 显然不同。我们再读主理的宋诗, 就绝少含蕴宽厚了。因为理是一清二楚, 当下了断, 无可咀嚼, 了无余味的, 所以就显得坦直露骨 时代背景也造成了唐宋诗风很大差别。三百多年的南北两宋，因为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导致人们不能够安居乐业。宋代虽然商品经济发展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皇家对百姓的生活也极为关注。但是由于过度发展文治，同时开国时期的“杯酒释兵权”也让武人没有话语权，从而导致对外战争少有胜迹。而在大唐时期，却有一个相当安定、繁荣的社会局面。开国不久突厥人的入侵被狠狠的回击，对外强大的侵略性和对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包容性使李世民获得天可汗的威名。二者相比，宋代的诗人自然也就多了忧国、忧民的感 伤情怀，自然而然地使诗的内容与政治挂上了勾。从以下几个方面更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第一，政治斗争方面。宋诗在政治斗争的表现方面，与唐诗，以至于与历代所有古诗相比，都显得更为深入。因为有很多重大的政治斗争，政治战乱都被及时地、明确地反映在诗中。而且这种反映并非一个旁观者的论述，而是一个真正参与这些斗争的人直接将它们的种种背景、过程与内幕，都融入到了诗中。这样的古诗在反映其思想内容上也就更为自觉、更为深刻、更为本质了。由此产生的感觉也就更加真切。这也就说明宋诗在表现政治事件上具有及时性、针对性、直接性。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争的空前激烈。尽管说，杜甫、白居易等诗人也写了不少有关反映当时社会，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的政治诗，特别是被誉为“诗圣”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他所写的有关反映社会的诗，还被称为“史诗”。但杜甫这类诗人大部分是从被贬或辞职后的角度上去写的，从个人主观的判断与感受上去描绘的。退一步讲，就算有些诗人是在位的时候，也因任期短、官位低而无法直接参与大事。第二，由于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爱国主题。唐朝的国泰民安、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没有遭受到外族的真正威胁。所以国人丝毫没有要亡国的担忧，当然这并不能代表唐朝的诗人就全无爱国之心。他们把伟大的爱国主义感情完全寄托在了对边塞的描写，以及歌颂祖国大好山河、壮丽景观上。虽然这些边塞诗、风景诗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但爱国思想，特别是把“国家”这个词作为一个明确的维护对象，而为之图存救亡、抗侮兴邦的思想，毕竟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赖以生长的土壤而无法得到展现。鉴于宋代的特殊国情—— —从北宋建国到南宋亡国为止，外患不断，战争不绝，国家的生死存亡一直受到严重的威胁，因而诗歌中表现出的感叹国势衰弱，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杀敌复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唐诗要炽热和深切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促使爱国主义独占鳌头—— —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基调和主题，因而以如何保卫国家、收复国土为基本出发点的爱国诗大量涌现。例如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径，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在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体现出了精忠报国、死而无憾的爱国情感。曾经是江西诗派的陈与义、曾几，和以描绘田园山水著称的杨万里、范成大都创作了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更以激昂悲壮的歌声，表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爱国思想，成为南宋诗歌的高峰。在这些诗中，不管是寄意恢复、立志北伐、批判苟生，还是怀念故土，众诗人始终把“国家”的概念放在最高地位。因而称得上是诗歌中真正的爱国诗。第三，反映现实。虽然在唐朝已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像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也有脍炙人口类似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等传世佳句。但动荡的宋代毕竟不能与强盛的唐帝国相提并论。不安的社会也就给诗歌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影响了诗歌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具体影响：其一，反映社会的广度不断加大。宋诗不但描写了一般的男耕女织田园式的生活，劳作的耕夫，织布女，而且扩大到像渔夫、纤夫、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各种工匠、小贩等其他劳动者。柳永的《煮海歌》中“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何廖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就是对盐民艰苦生活的描写。在欧阳修的《边户》中“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则是对居住于宋辽交界处的居民生活的描写。其二，反映社会的深度更为深刻、细致。例如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则体现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获者不劳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宋诗与唐诗比较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多角度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宋诗从经济生活、科技发展、文化生活、民风民俗等多角度为我们展现了虽然有战乱影响，但仍在前进的宋朝。可以说宋诗人在这些方面的涉猎是一种创新、一种尝试。唐诗人尚未来得及触碰这些题材，历史的车轮就已经转到了宋朝。聪明的宋诗人对诗歌运用的熟练程度已经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地步。因而任何一种现象，诗人都想诉诸于诗篇，流露于笔间。这样，无形中使诗歌的表达内容扩大化。 综上所述，理性著称，赋有平淡、质朴、诙谐的艺术风格的宋诗，与唐诗、宋词一样，是历史文化长河中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不见得它就低于唐诗，低于宋词。它是一种继承、一种发扬，各有各的风格，各自有个人的所感之物，所诉之情罢了。我们不能因其多叙于枯燥的政治而厌烦它，也不能责其无“唐诗宋词”之名而埋没它，它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感情，有它与众不同的内容所在，为何将其遗忘在角落呢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4aba112a45177232f60a2f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