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公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作者：胡俊国 来源：《语文建设》2007年第02期 鲁迅《社戏》中六一公公是个耐人寻味的形象。在新课标颁布之前的传统语文课堂上，他被视为封建礼教的拥护者和受害者，理由是他说过“我”“读过书”“将来一定要中状元”之类的话。这种分析已遭批驳：这只不过是一句平常的客套语——“像今日夸某个孩子聪明，将来一定能考上好的大学一样”。(1)而在目前文化解读的宽厚语境中，他被看成一个淳朴乡民：对于孩子们偷他的豆，只是责备“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听说摘豆是为了请客，马上说“这是应该的”，他并不是吝啬的人；后来他又亲自送豆，表现了他热情好客的性格。“我”夸了他一句，他“竟非常感激起来”，体现了他的老实厚道的农民本色。(2)那么，六一公公是否就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农民？鲁迅塑造这个形象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对这个形象的理解是和对《社戏》的全面分析分不开的。 《社戏》采取的是平行结构，中学课本节选的是对称结构的后一部分。前一部分，鲁迅叙述了“我”在北京看京戏的两次经历，通过对戏台下的喧闹和拥挤的描述，突出了“争座位”带来的精神负担，并由戏台下的拥挤，引发了对生存环境的感慨，“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3)戏台下的拥挤喻示了人生的拥挤，那么鲁迅理想的生存之地到底在哪里呢？后一部分鲁迅告诉我们这个理想之地就是平桥村。平桥村是鲁迅心目中的乐土：近海临河，住户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都种田，打鱼”。在这一个近乎桃源的地方，“我”可以免于读诗书，而平桥村的人们则根本不读诗书。因此，平桥村也就没有在读诗书基础上形成的长幼尊卑、高下贵贱的等级秩序，“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 但是，以鲁迅的尖利、严苛，这样的环境仍不十分理想，还需要作剥离，即剥离成人秩序。因为在成人世界中，即使在平桥村也有争竞之心，也有对桃源之外的世俗秩序的倚重和向往。《社戏》以迂回的笔墨，一点一点扫去成人的障碍：首先是白天定不到船，其次是晚上又不能让大人们熬夜陪着，于是才有了与小伙伴们晚上单独去看戏的机会。“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这是完全的儿童世界，世俗的成人的一切秩序在此完全没有市场。这些孩子不会原谅一个会念“秩秩斯干”而不会骑黄牛、水牛的同类。这些孩子也没有你我之分，偷谁家豆子的判断标准仅仅是豆子大小。用了八公公的盐和柴，对付的法子是：“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显然，成人道德观念中的“无私”“善良”或“无赖”“狡猾”等评语用在这些孩子身上总显得隔膜。他们是“心思纯白”(4)的率性自然的儿童，他们的世界是鲁迅寄予希望，认为可以作为中国的未来指望的、没有受到任何成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观念浸染的世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9363451e73a580216fc700abb68a98271feac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