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隋炀帝
说明:文章内容仅供预览,部分内容可能不全。下载后的文档,内容与下面显示的完全一致。下载之前请确认下面内容是否您想要的,是否完整无缺。
简评隋炀帝 隋炀帝杨广,一名英,小字阿摐,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世人皆道隋炀帝为暴君,但史学家却又多为其翻案。他的是非功过究竟如何?本文从政治、文化、军事和心理四个方面来评价隋炀帝。 对隋扬帝的评价中,政治上的开运河、建东都、巡幸历来被说成暴政,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游山玩水,但历史事实却绝不是游山玩水那么简单。 隋代是继分裂三百余年之后建立的一个统一封建王朝,巩固全国统一是摆在隋代君臣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但江南士族和少数民族的反叛给隋朝带来极大的威胁和恐慌,大业六年,隋炀帝“宴江淮已南父老,颁赐各有差”。企图用收买人心的方法加紧对江南的控制。但是,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的控制,开运河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事了。 并且隋炀帝开运河在客观上也具备了条件。隋代大运河由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和永济渠四段组成,其中山阳渎是隋文帝于开皇七年所开,为灭陈作准备。它基本上是沿袭吴邛沟故道,隋炀帝开运河主要是其它三段,在开渠中,人们只注意了使役丁男民夫,但却忽视了隋炀帝对军队的使用。《资治通鉴》卷181:“诏发河北诸军百万穿永济渠”。利用军队的力量开渠也多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隋炀帝要建东都的原因在他的诏书中可以找到。首先在经济上洛阳优越于关中。洛阳地处关东平原,广阔辽远,物产丰富,粮食充足,建都于此可解决缺粮问题。其次,在地理位置上洛阳位于全国中心,四通八达,既免除了外族人侵对中央的威胁,又便于和全国联系,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关中陆路交通不易,水路交通更难,而洛阳则不同。另外,建立东都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汉高祖起,历代帝王无不留意洛阳,但因当时“九州未一”,或“困其府库”而没能实现其目的。最后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隋政府为了发展社会生产,一直执行打击士族豪强的政策。而关东历来是士家大族盘据之地,大业八年以杨玄感为首的士族豪强反隋活动,就是双方矛盾的总爆发,对关东地区的控制就更要加强。 关于巡幸,在执政前期,他“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幸遵先绪,弗敢有坠”,“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用求至治”。因此,他经常出巡主要是为了求治。还为了从政治上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严查州县谋反乱政的动向,巡幸之处无不是他认为容易生变的地方。安定边境,防止外患是巡幸的又一目的。巡幸还决定于他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南朝诸帝皆闭守宫闲,不知外情,是其朝代短促的主要原因。同时他在巡幸中大显尊威,无非是借此显示中央集权的强大。 隋炀帝民族政策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他不简单粗暴地诉诸武力,而是在军事威慑的基础上,重视用灵活的经济手段和丰厚的经济利益(互市贸易、贡赐往来)吸引各少数民族内属,成功地达到了“弗动兵车”而“混一戎夏”的战略目标,使其自愿地与中央王朝建立从属关系,并用强大的文化优势加以维系巩固。 良好的贸易环境,吸引着大批商人,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往来相继,络绎不绝,同时也不断扩大隋王朝的政治影响,为丝路的全面拓通奠定了基础。为了进一步经营西域,明确西域诸国对隋朝的政治臣属关系,炀帝又亲征吐谷浑。 但民族政策在东西突厥、吐谷浑、西域问题上一再成功,使炀帝的自信迅速膨胀,从好大喜功发展成为急功近利。他开疆拓土的豪迈之情,此时无法容忍高丽“藩礼颇阙”。 大业八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隋军最终惨败,三十万五千隋军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也丢失殆尽。大业九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大业十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杨广就此撤军。 在文化政策上最有名的应是开创科举。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大业二年,杨广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另一个重要的文化政策是大业三年,杨广颁《大业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其次,隋炀帝本人在文化建设、诗风融合方面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他不但一改其父一贯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致力于吸收、融合江左文化、山东文化,还躬自实践,像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其一和《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隋代南北诗风交融的实绩,同时也指示着以后唐代诗歌发展的方向。同时隋炀帝大业年间编纂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3部大型地理图书,对地理学有其贡献。 他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打击士族、减轻刑律、开创科举制、修撰图书、发展中外关系等一系列建树都可圈可点。他多才多艺,并非平庸之辈,就连推翻他的李世民、魏征等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是个“俊才”。 但是封建帝王也都有自己的人格心态,这就使他们不能不好大喜功,贪图享受,同时也想国家强盛,以维万世之业。杨广“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以及事业的一帆风顺特别是夺嫡的成功,助长了他骄傲的情绪。另外非嫡长子欲夺皇位,杨广只有“矫情饰貌”,等待时机。然而长期的矫情饰行,他的心理是压抑的,他需要宣泄,即位后,他穷奢极欲,炫耀浮夸。 这种鲜明的个性使他的决策也带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既容易采纳新颖的建议,推行正确的政策,而处处一鸣惊人方才罢休的心理也容易使事物发展超出合理的限度。再加上政策执行者的曲意迎合,最终导致合理的决策被荒唐的表象湮没了。 后世记载隋炀帝的三部主要古籍是《隋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三部史书。而这三部史书的作者都是出于借鉴目的,要封建帝王从隋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来掌握封建国家存亡治乱的命运。那么必然会有一定的针对性。就如隋炀帝遇刺身亡后,其孙杨侗追谥杨广为明皇帝,窦建德追谥杨广为闵皇帝,李渊逼迫傀儡杨侑禅让,建立唐朝,追谥杨广为炀皇帝,但后人都只称杨广为隋炀帝一样。 正如蒙曼所说:“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换言之,他没有处理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关系,反而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才是隋炀帝最大的问题。”“他是个暴君。为了征讨高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任性妄为,把百姓和国家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叫暴君„„他是昏君„„在这第三时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责任了,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所叫昏君。” 参考文献: 1.黄晗.论历史人物的评价——以隋炀帝的评价为例[J].史志鉴研究 2.赵云旗.论隋场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J] 3.杜晓勤.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4.王培华.隋代《区宇图志》的编纂问题——兼论隋炀帝对地理学的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9 5.王三北.赵宏勃.隋炀帝民族政策新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9 6.《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卷三帝纪第三高祖杨广(上)卷四帝纪第四高祖杨广(下).唐·魏征等.许嘉璐主编.世界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ad1bd0e80eb6294dc886ca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