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逃亡》读书报告 《1934年的逃亡》是现代作家苏童的成名作，开启了苏童小说以至整个先锋文学的逃亡主题。 书中，作者虚构了一个叫“枫杨树”的地方，描述了祖辈与父辈简单的一生，字里行间是深沉与暗淡。“我”的祖父陈宝年，抛妻弃子到城中谋发展，留下蒋氏独自哺育八个孩子，有五个孩子在霍乱中夭折，长子狗崽在他十五岁那年“逃亡”到自己父亲身边，却在进城数月内就病死在父亲怀里。陈宝年的在城里的女人——怀了身孕的环子在狗崽死后被他送到乡下蒋氏那里，在蒋氏的故意与意外中最终流产，为了报复，环子抱走了蒋氏的小儿子逃到了长江的那边。后来，蒋氏改嫁给枫杨树的财东陈文治，祖父陈宝年在从妓院回家的路上被小瞎子浇三盆凉水，讨回店铺，落下暗病，年末离世。 这是一场祖孙三辈的逃亡。是逃离本源与终极及其确定性的欲望之旅。 1934年的逃亡是指15岁的伯父狗崽在1934年从枫杨树老家的出走，在第一人称的叙述者眼里，表面上是“寻父”，实际是源于从萌动到“汹涌澎湃”的欲望，“他想象着那座竹匠集居的城市，想象那里的房子大姑娘洋车杂货铺和父亲的店铺，嘴里不时吐出兴奋的呻吟”。正是这种欲望使来到城里、找到父亲的少年狗崽，很快便觊觎、挑战父亲的权威，把欲望指向象征父亲权柄的“大头竹刀”和父亲的女人环子。无法满足的欲望让狗崽在窥淫和自渎中奄奄一息，最后，进城数月就病死在父亲怀里，几乎是在幻想中走完“出生——女人——赚钱——女人——死亡”的“黑色人生曲线”，到达“逃亡”的终点。这是一场纯粹追逐欲望的能指游戏，欲望从实在界(the real)进入幻想界(the imaginary)，在存在的匮乏中完成了对主体的自我毁灭。 其实，1934年的逃亡的真正开始，可以追溯到16年前，祖父陈宝年（狗崽的父亲）抛下被认为是“灾星”的祖母蒋氏，“婚后七日离家去城里谋生”，并从此几乎一去不返。他1934年在城里的发迹，他的欲望追逐在1934年达到顶峰，也在这一年走到终点。他从妓院出来遭心腹小瞎子暗算后“朝他的店铺拼命奔跑”的经典形象，是他的最后一次具体而微的“逃亡”和“回归”。 陈宝年父子的逃亡和死亡中隐藏着相近的欲望结构和能指链环。对于狗崽是从“胶鞋”（温饱欲）到“大头竹刀”（权力欲）到“蓝旗袍”（性欲）的能指延伸；对于陈宝年，其中的每一个能指链环都同时向纵深方向无限伸展，如对“米”的崇拜和在生意鼎盛期抢粮，在抢粮后形成以“锥形竹刀”为标志的竹匠帮，尤其是对“性”的无止境的欲望（从蒋氏到环子到众妓女），等等。无限延伸的能指链，将欲望的真正目标不断转移到符号化的、替代性的目标上面，以替代物来填充存在的匮乏，欲望永无满足的可能，伯父狗崽和祖父陈宝年的逃亡注定永无终点。 同时，陈宝年“左手右手都戴着金戒子到堂子里去吸白面睡女人临走就他妈的摘下金戒指朝床上扔”的传说，在枫杨树的男人中引起“骚动”，一百三十九个枫杨树竹匠于是蜂涌入城，有的甚至不惜砍杀拦阻自己的妻子，“1934年是枫杨树竹匠们逃亡的年代”。这是这是一代人由乡村冲向城市的浩浩荡荡的逃亡之流，只是，这其中充斥着各种欲望——金钱、权势、女人。 这一年的逃亡，还有环子抱着蒋氏的小儿子的逃亡，还有蒋氏嫁给财东的逃亡，她们的逃亡是承受至极限后对伤害的逃避。蒋氏改嫁，逃离儿女夭折，丈夫抛弃的痛苦；环子逃亡，逃离流产的痛苦。在我看来，她们是祖父两辈在欲望驱动的逃亡中的牺牲品。 而作为第三代的叙述者“我”同样是一个“逃亡者”，“我看见自己在深夜的城市里画下一个逃亡者的像”，欲望使人逃离家园同时又找不到归宿，这正如“我”在痛哭失声中涂抹掉的诗句所昭示：“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同时，这种“在删除号下的书写”或“涂抹”后留下的“踪迹”，也反映出叙述者对历史和欲望中的逃亡与回归这一冲突性母题的潜在意识以及解释学困惑。 《1934年的逃亡》的冲突性情境及其张力从欲望的不可满足性和破坏性与毁灭性（而非生产性）切入存在本体的根本性匮乏，追逐欲望的满足，却在逃亡中死亡。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f279126a5e9856a5612601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