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app]国学宝典《左传》：襄公十三年

【#能力训练# 导语】十三年春季，鲁襄公从晋国回来，孟献子在宗庙里记载功勋，这是合于礼的。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国学宝典《左传》：襄公十三年。欢迎阅读参考！

　　《襄公十三年》

　　【原文】

　　【经】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晋。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审卒。冬，城防。

　　【传】十三年春，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

　　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

　　荀罃、士鲂卒。晋侯搜于上以治兵，使士□将中军，辞曰：「伯游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上赵武，君其听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将下军，魏绛佐之。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其是之谓乎?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莫对。及五命乃许。

　　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

　　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君子以吴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

　　郑良霄、大宰石□犹在楚。石□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实不竞，行人何罪?止郑一卿，以除其逼，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晋，焉用之?使归而废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牵引也，不犹愈乎?」楚人归之。

　　【译文】

　　十三年春季，鲁襄公从晋国回来，孟献子在宗庙里记载功勋，这是合于礼的。

　　夏季，邿国发生*，一分为三。出兵救援邿国，就乘机占取了它。凡是《春秋》记载说“取”，就是说事情很容易。使用了大军叫做“灭’。虽得了国家，并不占有它的土地叫做“入”。

　　荀罃、士鲂死了。晋悼公在绵上打猎并训练军队。派遣士匄率领中军，他辞谢说：“荀偃比我强。过去下臣熟悉知伯，因此辅佐他，而不是由于我的贤能啊。请派遣荀偃。”荀偃率领中军，士匄作为辅佐。派遣韩起率领上军，他辞让给赵武。又派遣栾黡，他辞谢说：“下臣不如韩起。韩起愿意让赵武在上位，君王还是听从他的意见。”就派遣赵武率领上军，韩起作为辅佐。栾黡率领下军，魏绛作为辅佐。新军没有统帅，晋悼公对这个人选感到困难，让新军的十个官吏率领步兵、骑兵和所属官员，附在下军里，这是合于礼的。晋国的百姓因此大大和顺，诸侯也就和睦。

　　君子说：“谦让，是礼的主体。士匄谦让，他的下属都谦让。栾黡即使专横，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世都受到利益，这是由于取法于善的缘故啊!一个人取法于善，各族各姓都美好协调，难道可以不尽力于这一点吗?《书》说，‘一个人好善，亿万人有利，国家的安宁可以久长’，说的就是这个吧!周朝兴起的时候，反映它的诗说，‘效法文王，万邦信任’，说的是取法于善。等到它衰弱的时候，反映它的诗说，‘大夫不公平，我所作的独最多’，说的是不谦让。当时世太平的时候，君子崇尚贤能而对下属谦让，小人努力以事奉他的上司，因此上下有礼而*邪废黜远离，这是由于不争夺的缘故，这叫做美德。到了天下*的时候，君子夸耀他的功劳以凌驾于小人之上，小人夸耀他的技能以凌驾于君子之上，因此上下无礼，*和残暴一起发生，这是由于争相自以为是。这叫做昏德。国家的败坏，常常是由于这样而来的。”

　　楚共王生病，告诉大夫说：“寡人没有德行，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主。生下来十年而先君去世，没有来得及学习师保的教训而承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而在鄢陵丧失了军队，让国家蒙受耻辱，让大夫担心，这都够严重的了。如果由于大夫的福气，我得以保全首领而善终，在这些祭祀安葬的事情上，得以在祢庙中追随先君，只能请求谥做‘灵’或者‘厉’了，请大夫选择吧。”没有人回答。等到五次命令以后才答应了。

　　秋季，楚共王去世。子囊和大家商量谥号。大夫说：“国君已经有过命令了。”子囊说：“国君是用‘恭’来命令的，怎么能不用这个字呢?声威赫赫的楚国，国君在上边统治，安抚着蛮夷，大征南海，让他们从属于中原诸国，而国君又知道自己的过错，可以不说是恭吗?请谥做‘共’。”大夫们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吴国侵袭楚国，养由基迅速奔向敌人，子庚领兵跟着去。养由基说：“吴国乘我国有丧事，认为我们是不能出兵的，必然轻视我们而不存戒备之心。您设置三处伏兵来等我，我去引诱他们。”子庚听从了。在庸浦作战，大败吴军，俘虏了公子党。君子认为吴国不善，《诗》说：“上天认为你不善，国家祸乱就不能安定。”

　　冬季，在防地筑城。《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这是由于合于时令。当时准备早些时候筑城，臧武仲请求等待农活完了以后再动工，这是合于礼的。

　　郑国的良霄、太宰石毚还在楚国。石毚对子囊说：“先王为了征伐，要连续占卜五年，每年重复吉兆，就出兵。如果有一年卜征不吉利，那就更加努力于修养道德而重新占卜。现在楚国实在不能自强，行人有什么罪过?留下郑国一个卿，这就去掉了对郑国君臣的威逼，让他们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因而坚决顺从晋国，这对楚国有什么好处?让他回去，使他没有完成出使任务，他会埋怨国君和怀恨大夫，因而互相牵制，这不是好一些吗?”于是楚国人就把良霄放了回去。

　　扩展阅读：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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