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app_国学宝典《左传》：哀公二十三年

【#能力训练# 导语】《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国学宝典《左传》：哀公二十三年。欢迎阅读参考！

　　《哀公二十三年》

　　【原文】

　　【传】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与有职竞焉，是以不得助执绋，使求从舆人。曰：『以肥人得备弥甥也，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荐诸夫人之宰，其可以称旌繁乎?』」

　　夏六月，晋荀瑶伐齐。高无丕帅师御之。知伯视齐师，马骇，遂驱之，曰：「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也。」乃垒而还。将战，长武子请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

　　壬辰，战于犁丘。齐师败绩，知伯亲禽颜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

　　【译文】

　　二十三年春季，宋国的景曹死了。季康子派冉有去吊唁，并且送葬，说：“敝邑有国家大事，使肥事务繁忙，因此不能帮着送葬，特派求前来跟随在舆人之后，说：‘由于肥忝居远房外甥，有不丰厚的先人的马匹，派求奉献给夫人的家宰，也许能和夫人的马匹相称吧!’”

　　夏季，六月，晋国的荀瑶攻打齐国，高无邳率军抵御。荀瑶观察齐军的虚实，马受惊，就索性驱马前进，说：“齐国人已经看到我的旗帜，如果不向前进，恐怕要说我害怕而回去了。”到达齐军的营垒以后才回去。将要作战，长武子请求占卜。荀瑶说：“国君报告了天子，在宗庙里已经用龟占卜过，卦像很吉利，我又占卜什么呢?况且齐国人占领了我们的英丘。国君命令瑶，不是敢于炫耀武力，而是为了治理英丘。用正当的理由讨伐有罪者就足够了，何必占卜?”

　　二十六日，在犁丘作战，齐军大败，荀瑶亲自捉住了颜庚。

　　秋季，八月，叔青到越国去，这是第一次出使越国。越国的诸鞅前来鲁国聘问，这是回报叔青的访问。

　　扩展阅读：

　　左传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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