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左传》：哀公九年

【#能力训练# 导语】《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 国学宝典《左传》：哀公九年。欢迎阅读参考！

　　《哀公九年》

　　【原文】

　　【经】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夏，楚人伐陈。秋，宋公伐郑。冬十月。

　　【传】九年春，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吴子曰：「昔岁寡人闻命。今又革之，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

　　郑武子剩之嬖许瑕求邑，无以与之。请外取，许之。故围宋雍丘。宋皇瑗围郑师，每日迁舍，垒合，郑师哭。子姚救之，大败。二月甲戌，宋取郑师于雍丘，使有能者无死，以郏张与郑罗归。

　　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

　　宋公伐郑。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渖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ⅱⅰ之《需》ⅴⅰ，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吴子使来人敬师伐齐。

　　【译文】

　　九年春季，齐悼公派公孟绰到吴国辞谢出兵。吴王说：“去年我听到君王的命令，现在又改变了，不知道该听从什么，我准备到贵国去接受君王的命令。”

　　郑国武子賸的宠臣许瑕求取封邑，没有地方可以封给他了。许瑕请求取之于外国，武子賸答应，所以包围了宋国的雍丘。宋国的皇瑗又包围郑军，每天挖沟修筑堡垒，连成一线。郑国军士都号啕大哭，武子賸前去救援，大败。二月十四日，宋军在雍丘全歼郑军，让有才能的人留下性命，带了郏张和郑罗回去。

　　夏季，楚国人进攻陈国，这是因为陈国投向吴国的缘故。

　　宋景公发兵攻打郑国。

　　秋季，吴国在邗地筑城，穿沟贯通长江、淮水。

　　晋国的赵鞅为救援郑国而占卜，得到水流向火的卦象，向史赵、史墨、史龟询问卦象的吉凶。史龟说：“这叫做阳气下沉，可以发兵，利于攻打姜氏，不利于攻打子商。攻打齐国就可以，攻打宋国就不吉利。”史墨说：“盈，是水泊名称。子，是水的方位。名称方位相当，不能触犯，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水胜火，攻打姜姓就可以。”史赵说：“这卦叫做像河水涨满，不能游泳;郑国正有罪，不能救，救援郑国就不吉利，其他的不知道。”阳虎用《周易》占筮，得到《泰》卦变成《需》卦，说：“宋国正在吉利的时候，不能以他为敌。微子启，是帝乙的大儿子。宋国和郑国，是舅舅和外甥。福祉，是爵禄。如果帝乙的大儿子嫁女儿而又有吉利的爵禄，我们哪里能够吉利?”于是晋国就不去救援郑国。

　　冬季，吴王派人来鲁国通知出兵攻打齐国。

　　扩展阅读：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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