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格特《窗》中蕴含的先知被害”的历史文化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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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特《窗》中蕴含的先知被害”的历史文化母题 作者：马 玉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1期 马 玉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 合作 747000） 摘 要：澳大利亚当代女作家泰格特的作品《窗》，虽然只是在很短的篇幅内给我们讲述了两个病人之间的一个小故事，但这个极富启发意义的小故事却和众多的西方历史文化事实有着一个共同的“母题”，即“先知被害”。这也是这个短小的作品的魅力所在，透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发掘出“先知被害”这一“母题”的内在意义，以及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警示和启发。 关键词：母题；历史文化；先知被害；苏格拉底；耶稣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78-02 与其说泰格特的《窗》是一篇小说，倒不如说它是一篇寓言。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篇只有短短1200余字的作品里，泰格特将一个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文化的“母题”置入了其中，而这是一篇短篇小说难以承载的。在这么短小的篇幅里，要揭示这么一个巨大且影响深远的“母题”，大概只有寓言才能够做到。诚然，从接受和理解的角度来看，《窗》这篇寓言是有很多层次的，可以从不同层面予以解读和阐释。从最为表面的层次来看，这篇作品是在揭示人性的自私、嫉妒和贪婪，而正是“躺着的病人”的自私和贪婪，使他没有挽救或者说杀害了一直为他“想象”窗外美好世界的他的病友，并最终也害了自己。我想，这也是《窗》这篇寓言能够入选我国初中生语文教材的原因，选编者大概不会期待初中生能够将这篇短小的作品和一个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巨大“母题”联系到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篇小说看做一篇寓言，我们就能够跳出有限的文本和现实意识，从西方历史文化这一更高、更广阔的层面来看待它，就会发现这篇作品揭示了一个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巨大“母题”，这绝不是笔者牵强附会。 泰格特的寓言《窗》可以简单做如下概括：“躺着的病人”，出于嫉妒、自私、贪婪和无知，没有挽救一直以来一直通过“想象”为自己提供窗外景致的“靠窗的病友”，最后既害了病友，也害了自己。如果我们把“靠窗的病人”看作在缺乏意义和美好的世界里“发掘”出意义和美好的人，把“躺着的病人”看作是接受这种“发掘”的果实，并享用这种美好和意义，最后却杀害了意义的“发掘”者的人，这不就是西方历史文化中自古就一直存在的一种历史的“原型”和事实吗？事实上，在西方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发掘”真理、意义和美好的“靠窗”的巨人，而这样的巨人却每每会遭受到无知的、自私的、贪婪的“躺着”的世人的迫害，并最终在成就“躺着”的世人的同时走向“毁灭”。西方历史文化中将这一重复了多次的历史事实和“母题”概括为“先知被害”。 对西方历史文化的这一事实和“母题”做一个简单的纵向梳理，便会有很多这样的悲剧“先知”跳入我们的视域。希伯来传统中，仅“旧约”时代中就有很多“先知”被杀害，有名的有以赛亚、耶利米等，“新约”时代则有施洗约翰、耶稣、保罗等，希腊传统中则有苏格拉底、哥白尼、伽利略等。这些先知先觉者在他们身处的时代中，发现了他们身处的世界已经处在缺乏意义和美好的“疾病”之中，为了能够治疗这种“疾病”，并给他们身处的世界“发掘”出意义和美好，他们忍受着虚无的绝望，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和对虚无的拒抗，来为世界描绘出美丽和意义的色彩，但可悲的是，他们却被世人抛弃和杀害。这些先知不正好是“靠窗的病人”的历史文化中“原型”人物吗？本文将主要以苏格拉底和耶稣两位先知的被害来说明《窗》中所蕴含的这一历史文化母题及其给我们现代人所带来的启示。 虽然苏格拉底并没有留下著述，但在西方历史文化发展史中，他是开启了一个重要时代的人物。在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需要有人整顿这个时代思想和道德的混乱状态，分辨真伪，分辨本质和偶性，把人们引向正确的道路，帮助他们看清事物中间正确的关系。”[1]而苏格拉底就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担当了这个重任，并且做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因此“它是思想史上得伟大人物之一，是一系列哲学家有智能的鼻祖，他的思想观念统治西方文明达两千年之久，而且继续影响今天的思想”[2]。是他通过一则神谕告诉了世界，人要“认识你自己”，并且人要通过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神的服从过一种正义的和善的生活，而不应该活在浑浑噩噩的各式“意见”当中，从而放弃了人生对正义和善的明确追求，并为我们描绘了正义和善的生活的美好图景。从这一点来看，他和《窗》中的“靠窗的病人”又是多么地相似，在医院的病床之上，人生是何其绝望和乏味，但是那个“靠窗的病人”还是通过自己对“窗外”真实世界的想象来给自己，也给“躺着的病人”提供美好的景致。同苏格拉底装饰了那个时代一样，“靠窗的病人”也装饰了他们的病室生活；苏格拉底“耗费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点燃每个人内心的善的火花”[3]；“靠窗的病人”也耗费自己的生命去给他们绝望的治疗生活提供一点“窗外”美丽的景致；但嫉妒、贪婪、自私和无知的世人抛弃和杀害了苏格拉底；“躺着的病人”由于自己的嫉妒、自私、贪婪和无知也杀害（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没有拯救等于杀害）了曾通过“想象”给他提供“窗外”美好景致的“靠窗的病人”。苏格拉底临赴刑场的时候说：“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4]相比杀害苏格拉底的人，我们有理由说，苏格拉底的人生是更幸福的，因为他曾发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一生，也因此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实现。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说，“靠窗的病人”更为幸福，虽然“靠窗的病人”死在了“躺着的病人”的前边，但是“靠窗的病人”却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发掘”出了美好，并把这份美好提供给了他的病友。而他的病友，像西方世界将要一直受益于苏格拉底一样，或许一直得生活在对“靠窗的病人”所“发掘”的美好的回忆之中了。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和希腊世界已经在苏格拉底面前悔改，并且奉他为精神导师一样，“躺着的病人”在明白真相以后也必然会痛悔前非，永远也不会忘掉他病友的恩惠，并且从中受益。这就是“先知被害”这一仍然会重复发生的沉重的历史文化事件和历史文化“母题”的历史意义。 与苏格拉底比较起来，耶稣作为先知先觉者，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影响更大，甚至对西方文明来说乃是颠覆式的，他完全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样式。但是，笔者将不以宗教和信仰的方式来谈论耶稣，本文仅仅将耶稣作为先知先觉者并把他放入“先知被害”这一历史文化母题中来考察。与作品《窗》的故事背景一样，耶稣出现在一个犹太人都病了的时代，出现在一个犹太人都缺乏盼望和看不见天国和拯救的时代，耶稣是作为先知和拯救者而出现在历史当中的，他的出现是要重新揭示出天国的美好，并促成天国美好在人间的实现。从这一点来讲，和寓言《窗》中“靠窗的病人”一样，耶稣耗费一生在看不到美好和意义的世界“发掘”出了美好和意义。同寓言《窗》当中的“靠窗的病人”被杀害一样，耶稣后来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好符合《约翰福音》中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5]。从西方历史文化的发展来看，苏格拉底恢复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并泽被后世，耶稣后来也受到人们的无限尊崇，且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也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并持续为信徒和世界提供着天国的美好和人生的意义。 除了苏格拉底和耶稣以外，在西方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类似泰格特的寓言《窗》中“靠窗的病人”的先知式的人物，比如“旧约”时代犹太教的以赛亚、耶利米，科学界的哥白尼、伽利略等等。像寓言《窗》中的“靠窗的病人”一样，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为他们身处的世界“发掘”真理、美好和意义，但是这个世界似乎在一开始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嫉妒、自私、贪婪和无知，正是这个世界亲手杀害了给这个世界带来意义和美好的先知们。这些构成了包括《窗》在内的很多文学作品、宗教作品、哲学作品，甚至学术作品的一个共同的“母题”。正是组成了这个“母题”的这些作品，也包括《窗》在内，时刻在向我们敲响着警钟，警告着我们要善待和尊重为了我们的美好和意义而付出辛劳工作的人。但是，这个“先知被害”的历史悲剧和历史文化“母题”，或许人类并没有能力克服它，以致数千年来不断循环重复出现。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自己的嫉妒、自私和贪婪。为此，寓言《窗》给我们的揭示的这一历史文化“母题”，永远有着鲜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梯利.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4〕王晓朝.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圣经》（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1. 辑 张海鹏） （责任编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03d5b007a563c1ec5da50e2524de518964bd3c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