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人形象在明代的新变——以《金瓶梅》西门庆形象为例 作者：刘媛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9期 摘 要：受明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商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日益提高，《金瓶梅》作为文人独立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价值观念的新兴市民意识，尤其塑造了西门庆这一典型商人形象。本文着重分析传统商人形象的特点与成因以及在明代产生新变的表现，从婚恋态度、政治价值观、局限性等层面对西门庆的商人形象进行深度挖掘。 关键词：商人形象 《金瓶梅》 新变分析 纵观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作为必然纳入文学视角的商人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对商人形象的褒贬爱憎浸透着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思想内涵。《诗经》、唐诗宋词、唐传奇、宋话本中的商人形象整体比较单薄，而且带有文人作者强烈的偏见。到了元杂剧，商人形象有了系统性的塑造，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群体，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体系的空白得到补充。而明代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则在前代作品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并产生了新变。 一、《金瓶梅》以前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简述 纵观《金瓶梅》以前的文学作品，以商业商人为题材的叙事文学作品很少，反而在《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中记录了许多商人的事迹，商人形象在民间则以《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等抒情性文学最为突出。由于抑商政策和文人偏见，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往往是唯利是图、薄情寡义的小人物，形象单薄，性格扁平。具体来说，《金瓶梅》以前的商人形象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商人多是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形象。如《诗经》中的氓，貌似忠厚老实，实则是个社会中下层的负心汉形象；《汉乐府·孤儿行》中的小商人，“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头多虮虱，面目多尘”，是个孤苦无依、饱受虐待的弱者形象。第二，商人无情无义，无权无势。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士人与商人地位悬殊，文人作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商人，商人形象被丑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多是无情无德、趋利避害的类型人物，这类形象在元杂剧中比较突出，如《青衫泪》中的商人刘一郎、《玉梳记》中的奸商柳茂英，商人们依仗金钱破坏才子佳人的爱情，最后受到惩罚。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商人往往以财富作为筹码，只懂金钱而缺乏真情。事实上商人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复杂多变的情感世界，只是文人们没有深入挖掘，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转变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第三，商人生活豪华奢侈，坐享其成。由于“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商人成为自然经济影响下民众心态的牺牲品，一般都是以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行为获取财富，如白居易《盐商妇》中“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批判性地揭露这种丑恶行为。文人作者注重商人“求利”的一面，认为他们不劳而获，因为商人不经过劳作却能牟取暴利，这与农业文明的要求背道而驰，所以必然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的鄙视。事实上，商人财富的累积与自身脑力劳动、敢于冒险等因素是分不开的。第四，有些商人奉守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出现少数儒商形象。这实际上是作者为了解决商人“重利轻义”的思想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而塑造的形象，目的是调和士商矛盾，例如元杂剧《东堂老》中的东堂居士李实，《刘弘嫁婢》中的洛阳巨富刘弘等，皆是仗义疏财、品德高尚的儒商。这些儒商形象虽然具有一些新的异质因素，但在本质上并未构成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 二、《金瓶梅》商人形象新变的时代背景 明代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经济变化而引发了文学、思想方面的连锁反应，在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市民文学中，商人形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西门庆作为商人形象第一次真正成为中国小说史的主人公，他不再像以前作品中那样单薄片面、乏善可陈，而是变得生动鲜明、复杂典型，这与明代政治、经济、思想、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影响密不可分。明代社会政治环境稳定，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滋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这必然会引起社会风尚的变化，市民重商思想日益增强，经商活动作为一种被大众认可的职业反映了市民社会心理的变化。同时，思想解放潮流兴起，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出现，他们肯定经商活动，在理论上为商人形象的新变提供了可行性基础。 三、西门庆商人形象的新变分析 （一）由可有可无的角色成为主人公 明代长篇小说《金瓶梅》第一次把商人形象作为叙述主体，以此进行全篇布局，不再叙写底层人物的无奈境遇，而是以商人形象西门庆作为叙事重心，中国文学史上的商人形象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被理解与释放。作家写西门庆，并没有将这个“混账恶人”简单化，他既贪财如命，也会“仗义疏财，救人贫难”，看似薄情寡义，却又饱含真情，他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活生生的人。 （二）由无情无义到重视自我个性与情欲 受阳明心学以及至情论的影响，西门庆身上体现着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想与原始的情欲需求，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的反驳，以求冲破统治阶级枷锁，释放个人正常欲求。《金瓶梅》大量描写性行为和性生活，是原始自然主义观念的体现，西门庆的纵欲滥情实际上是在追求自我、满足自我，表现出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如他对李瓶儿是先欲后情，对已经去世的李瓶儿不忍丢舍，“宁可死了我吧，须得厮守着，和他说句话”，抱着李瓶儿的尸体失声痛哭也是他的真情流露。这反映出明末封建意识形态在市井世俗人物中已开始瓦解，但是西门庆的“自我”是极端自私的，作者有意突出他的“人欲”，但正常的欲求极端化后就转化成了兽性的欲求，集中体现为他蹂躏众多女性，残害不少男性，如用马鞭子抽打潘金莲，陷害蒋竹山等。 （三）由谋利求利到极度重财好色 《金瓶梅》以前的商人形象主要追求小利，这种谋利行为是有限度的，受社会道德规范制约，而西门庆的价值观念突出表现为金钱崇拜、性欲追求，即无限制的重财好色。他贪图享乐，挥霍无度，“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这种无节制的放纵欲望与以往商人身上存在的禁欲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打破了一直以来压制商人发展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无形枷锁。 四、西门庆商人形象的深度透视 （一）婚恋态度 《金瓶梅》中商人的婚姻与家庭开始受到广泛重视，以家庭为中心描绘广阔的社会画面，商人追名逐利的本质和颇具争议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婚恋态度密切相关。首先，这一时期的商人将婚姻视作经济手段。明代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商人攀附高门创造了机会，他们利用自身独有的经济优势将婚姻作为垫脚石，以提高社会地位。金钱关系支配着西门庆的婚姻关系，西门庆的妻子除了明媒正娶的吴月娘外，其他女性均是他为满足情欲或经济利益的工具，如西门庆以一百两银子娶回孟玉楼，得到她的上千两财产，以百易千，为钱不为人；娶李瓶儿为妾更不用说，是一次典型的商品婚姻。其次，这一时期的商人对女性贞洁极为淡薄。西门庆的几房妻子均是二婚；在发现潘金莲与琴童有私情之后只是“喝令淫妇脱了衣裳跪着”，并没有大打出手，可见他对封建礼法的漠视，反映了当时商人开放的两性关系，不拘泥于门第贞操观念，对后来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也有影响。 （二）政治价值观 随着商人财富的日益累加，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他们不断寻求巩固自身力量的途径，在巴结官吏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政治价值观。西门庆深谙与官府打交道的奥秘，从早期的县衙闲职到提刑所长官，他以钱财收买人心，结交权贵，通过官商勾结，西门庆把持官府，为所欲为。 （三）局限性 商人形象所需的经济基础扎根于封建主义，所以他们本身是封建主义者，故用“兽欲”发泄自我，这实质上还是森严的封建纲常伦理影响下的变态行径。同时，从创作主体来看，由于中国封建文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他们没办法摆脱封建制度的影响与制约，所以一方面顺应时代要求而表现人的自然情感，同时又认识到过度放纵人欲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危害，所以明代商人形象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性。于是，商人虽然突破了以往形象的单一化，但又走向了另一条扭曲的道路，即作为伦理道德的标尺，重新屈服于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体系。 综上所述，《金瓶梅》以后，文人创作者们开始正面描写并歌颂商人、商业文化，塑造出一个个崭新的商人形象，为以往的小说所罕见。西门庆表现了明代商人的整体风貌，具有积极进取的商业精神与标新立异的自我个性。同时，从对中国封建伦理观的冲击来看，西门庆是一个破坏者，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卫道者，这也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总之，这一时期的商人形象是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的，既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与现实主义，又总是回归传统，体现出明显的妥协性与依附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39649f45a1b6bd97f192279168884868662b82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