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阳人类学的表征危机与地志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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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阳/人类学的表征危机与地志学转向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 2007年10月9日、16日、30日，11月6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朱晓阳教授做客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应邀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讲授了主题为“人类学的表征危机与地志学转向”的系列课程。 在10月9日的课程中，朱晓阳教授先引导同学们来讨论皮特·温奇（Peter Winch）的一篇文章《理解原始社会》（Understanding a Primitive Society）并介绍温奇的主要思想，以之作为进入表征危机问题的历史背景。温奇的这篇文章是上世纪50年代他跟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论战——学界称为“合理性之争”——中的一篇。文中，温奇对埃文斯-普理查德展开，认为后者虽然已经提倡人类学的人文学转向，但是人文科学性还不够彻底。他以埃文斯-普理查德对阿赞德人的研究为例，指出埃文斯-普理查德对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的理解还是用西方的科学理性标准去说明它们的合理性，而不是从当地人的合理性标准出发来理解它们。归根结底，埃文斯-普理查德的错误在于以为西方科学的标准是普遍的，科学的实在性可以脱离于西方的特定语境，用来判定原始人的文化的合理性。而西方人的合理性是工具理性，当西方人以工具理性看待异文化时，只会得出异文化是“非理性”的结论。温奇认为，其实科学并不具有普遍性，它只具有内在于语言的真实，只在其语境中有效，超出其特定的语境则就没有意义了。所谓合理性不过就是遵循规范而已，而规范是每个文化都有的，而且是独特的，因此一个完整的研究，应该是一个伦理相对主义的讨论。这就提出了一个共度性（commensurability）的问题。无疑，温奇是一个强整体主义者，强调文化理解的不可共度。朱晓阳教授认为，这跟温奇的哲学理念有关，温奇的哲学承自于维特根斯坦。他也如维特根斯坦一样，尤其强调规则及规则的公开性，认为意义的理解是阐释，而且理解一个东西只有将之放到其生活形式中去在背景中来理解，不同的背景不可共度。由此温奇认为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根本是两码事，不但范畴不相容，自然科学对方法对社会科学也不适用。因为社会科学的真（truth）是相对的，在不同文化之间，真不可共度。朱晓阳教授认为温奇的贡献在于把人类学的人文科学性从埃文斯-普理查德基础上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使人文社会得范畴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过其缺陷在于太过强调不可共度性（incommensurability）,这将使跨文化比较变得不可能。 承接第一次课，在10月16日的课上，朱晓阳教授简述了人类学的表征危机问题的概况，并与同学们一起讨论了Kirsten Hastrup的一篇探讨人类学表征危机之后的发展方向的文章：“Social anthropogy:Towards a pragmatic enlightenment?”。朱老师介绍说人类学的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流行观念，尤其是《写文化》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科学的试验时代》的出版使得表征危机成为不争之论。表征危机之说直指人类学的知识论基础，对人类学理解异文化的真值可能性表示质疑，它的核心概念包括不确定性（indeterminancy）、不可翻译性或文化（范式的）的不可共度性。经过那场关于表征问题的大辩论之后，人类学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学者坚持人类学发现真理之可能；而更大一部分的学者则否认真理的存在，转向了对学科的反思，甚至有学者宣称人类学不再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Kirsten Hastrup的文章就是针对这种状况而提出化解人类学表征危机的进路以及探索人类学可能出现的新转向。文章先回顾了二十世纪欧洲人类学的几次转向：生物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学转向，然后提出用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彻底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来化解人类学的表征危机。Kirsten Hastrup认为，从现代主义（包括生物学和语言学转向）到后现代主义这个最为重要的转折及其与文学转向的融合，很可能是人类学的基本目标从澄清混乱向彻底解释的转移。从彻底解释的进路出发，他接着提出要重塑田野，迈向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类学。从此种视野出发，他将现在人类学的新趋向定义为地志学（topography）转向。地志学转向的重点在于关注世界的物质性、人们居住的真实空间，具体来说是意味着对于地貌的详细描述：它把地理学、定居点、政治边界、法律事实、过去历史的遗迹和地名等融合进对于各特殊空间的一种详尽知识。朱晓阳教授认为，这可以说是一种栖居（dwelling）视角，是对世界物质性的兴趣的复兴，是要去修复社会生活中物质层面与非物质层面之间的平衡。 在10月30日的课程中，朱晓阳教授对戴维森的哲学思想以及栖居视野作了更进一步的讨论。除了上一次课提到的Kirsten Hastrup以外，人类学界中利用戴维森哲学来推进人类学知识论的学者还有John R.Bowlin、Peter G.Stromberg、Elizabeth A.Pobinelli、Richard A.Wilson、Knut Christian Myhre等等。他们主要都是运用戴维森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施惠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与“彻底解释”——来消除人类学中的表征危机问题的。因此朱晓阳老师对戴维森的哲学思想作了简要的介绍并详细分析了戴维森的施惠原则及彻底解释。戴维森虽然也是实用主义哲学家，但他与那些取消了本体论问题而将“真”仅看作是一种约定的庸俗实用主义不同，他仍然坚持本体论的存在而反对相对论。他认为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世界，因而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沟通与理解之所以得以可能就在于施惠原则和彻底解释。戴维森认为人们在理解别人时总是尽量使他人显得合理和可理喻，并且会在假设别人有理性的情况下来解释别人，相信别人是在谈论与我们同样的世界，在此前提下彻底解释是可以实现。也就是说真值可以通过施惠的理解与解释而获得。这个观点其实是戴维森哲学的基本思想，即认为物理世界的因果说明和理由逻辑世界的理解是两个虽然不可相互还原但是是同样可信的两个规范的延伸。而在戴维森之后，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在此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认为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的划分是人为的，它们之间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疆界。朱晓阳教授说，从这些哲学思想可以知道，世界的主客二分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实证经验论与诠释学等的方法论对立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人类学的表征危机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当然这只是从知识论层面消除表征危机问题，并不是说这类问题不再存在，因为现实世界里面的权力等因素还是会扭曲文化与表征。接着，朱晓阳教授引导同学一起讨论Tim Ingold的著作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中一章：”Culture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对地志学栖居视野的学理发展背景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认知人类学、实践理论、认知科学、生态心理学和现象学角度作了一番梳理。 11月6日的课，朱晓阳教授首先简要地对人类学领域中与地志学相关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视角，比如莫斯的社会形态学视角、布迪厄的结构主义分析视角、福柯的权力视角等，作了简要的介绍与讨论。接着他以他自己对小村的研究作为个案来向同学们展示了如何从栖居视角进行具体的研究。他向我们介绍了小村的水、土与居所在近百年来的历史演变状况，并从这些物质性的可观变化中来分析一个村庄的社会文化的流变及其变化的内外原因，得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论。此个案分析让同学对栖居视野及其背后的学理有了更为具象的把握。 朱晓阳教授的四次课程，使在座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对于人类学的表征危机问题及相关的学科历史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同时对人类学领域最新的研究现状和可能的发展取向也有了一定的认知，也大大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在课堂中，同学们通过提问与朱晓阳教授交流，形成了很好的讨论气氛。 （梁中桂整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501ca4c852458fb770b56d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