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在《史记》与《汉书》中的展现差别 作者：陆心安 来源：《文学教育》 2016年第5期 内容摘要：汉文帝是历史上很著名的有为帝王，在《史记》与《汉书》中都有基本相同的本纪。不过，我们仔细观察比较，就会发现两书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很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史记》 《汉书》 汉文帝 差异 《史记》《汉书》这两部史书都出自汉代，是我们研究汉以及汉以前的历史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于这两本史书，历来研究的人也不少，当然这两本书进行对比的文章近年来也越来越多， 汉文帝在两书中基本情节与形象非常接近，但存在若干细微差别，尤其在于展现人物形象时存在取材与视角等方面存在一些相异。认识这些不同，对于我们更全面完整地理解汉文帝有很大帮助，也有利于我们认识两位史家的史学眼光、史识及思想。 一.取材眼光不同 作为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史记》与《汉书》近似度极高。但是因两位史家的主客观因素的相异，就在取材上存在一些差异。在《史记·孝文帝本纪》中有缇萦为父诉冤这段史事，而且司马迁浓笔重彩，“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路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缇萦的话直接就表现出了肉刑的残忍，孝文帝听说后感念缇萦的孝心，决定除肉刑。《汉书》中则略去了这段史事。缇萦是一位民间普通女子，汉文帝能够亲自接纳她的上诉，并且立即更改法律，这就可以称为旷世之举。而这种民间人物的事迹可能在班固看来是不入流的，因此《汉书》中弃而不写，只以“五月，除肉刑法，语在《刑法志》”这样写的话直接略过。司马迁曾经有过民间生活，而且多年漫游天下时重视民间境况，或许还有“民本”思想。他认识到人微之言而有改变汉朝制度作用，不惜笔墨予以重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向下眼光，也可以看到司马迁的洞微烛幽的史学识见。当然，这样的描写更能体现了汉文帝关心百姓的疾苦，能够从百姓的视角出发，这不仅对汉文帝形象的塑造上就显得有些差异，而且也隐约可见“文景之治”盛世出现的原因。 再者，司马迁比班固更重视“小事”。汉文帝的生活细节司马迁多有具体描述。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对于一位帝王，在国家安稳之时，总是想要大兴土木，建造华丽的宫苑以供自己享乐。比较典型的是有一次孝文帝本也想建造露台，但后来听大臣说造价竟是“中民十家之产”时，他立刻放弃了计划，这点细节不仅显示出了孝文帝的勤俭，而且处事能够从百姓利益和角度思考，实在是难得的贤君。历史上的汉文帝不仅自己节俭，对妃子也要求节俭，“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死后，“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厚葬成风的时代，近年来的西汉古墓考古发掘的发现可以证明，就是诸侯的坟墓内陪葬品真是价值连城，但是汉文帝却能够以百姓生计虑，薄葬利民。这样一位时时为百姓考虑的帝王，怎么能不令人敬佩呢！司马迁写的虽然是这几件很小的事，但是一个爱民的好皇帝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然而在班固的《文帝本纪》中，对这些事作了省略处理。 《史记》与《汉书》还有一个内容上的不同，司马迁在传记末尾加了一段汉景帝元年的诏书，而班固的书中没有。诏书中概括了汉代自高祖刘邦建国始至文帝间的历史变迁以及对高祖与文帝功绩的评定。其间盛赞高祖立国之功与文帝立德之盛。对汉文帝一生盛德行迹进行高度概括，其中有言“得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之句，虽难免过誉之嫌，但确实也是对汉文帝比较合理的评价。其中汉景帝与众大臣一致认为应该立“昭德之舞”来彰显和永念文帝之德，不仅体现了对汉文帝德行的高度肯定，也是一种承继其遗产的举动。这与司马迁的历史认知一致，也是明示其结论的来历。这种取材，可以解释汉代以德治天下的源头，其实与后代的变异更张可以形成对比，其隐微的意味若隐若现，其韵味深长。 二.细节处理相异 细节是反映人物性格和内心的关键因素，这不仅仅是表现的生动与否的问题。细节能够深刻地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和隐衷，让人体察出人物为什么做这件事。司马迁与班固在再现历史事件和图景时的细微差别之一就在于，司马迁更重视细节描写，让千年之后的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回到这个历史氛围之中。匈奴入侵是西汉前期经常出现的事件。司马迁在描写这件事的时候加上了孝文帝的表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这句话出于十分节俭的汉文帝之口，不啻千钧之力。这充分体现出汉文帝为了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不惜花费巨资求得匈奴的满足，以换取边境的安宁。在西汉军力还难以驱除匈奴滋扰的时代，以输送财物为主获得息兵宁边，几乎是统治者不二选择。文帝一言，多少酸苦，多少无奈！ 汉代有多次诸侯王叛乱之举。帝王在处理时也有明显的不同。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和汉武帝对付淮南王等人叛乱时采取的高压政策和荡平策略，历史上是很著名的。汉文帝时，也出现过淮南王刘长的叛乱。《史记》言：“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弃市是极其严厉的处罚，但对于谋反等大逆不道的罪犯也在情理和法理之中，群臣一致性建议应该是合理合法的。汉文帝却因兄弟之情，不仅没有采纳弃市的处置建议，而且还赦免了刘长的罪，仅仅废了王的爵位。在平叛后，汉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的严道和邛都，刘长还没到就病死了，孝文帝感到十分悲伤，司马迁述曰：“上怜之。”其实刘长是罪有应得，而文帝却因其死而产生怜悯之情，足见其心地慈善。后来追封为厉王，并且封了他的三个儿子。这一切都体现了汉文帝的悲悯之心。特别是司马迁写到，孝文帝在淮南王死后依然想念他，感怀良久。这样的细微之举，凸显出文帝是多么仁慈的一个人。 班固习惯于罗列大量的史实，每一年的大事，班固都会记录下来，做到不遗大事，史料比较完备。司马迁有时会省略一些所谓的“大事”，但是对能够深刻表现人物本质和内心的细节却从不吝惜笔墨，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再现了生动的历史图景，尤其能够让读者在重现这些历史人物的表现时体味人物精神实质和细致入微的内心活动，更加回味人物的人格和思想。 三.“结论”不同 我国是史家习惯于在人物传记最后加上一段论赞，对传主进行评价，成为中国史书的通例。这种体例可以看到史家的思想观点、立场、史识，对后代人认识史学发展轨迹亦有帮助。汉文帝的本纪之后，司马迁与班固的论赞写法明显不同。班固的赞，基本上是对汉文帝一生主要行迹的概括，即用概述的方法将汉文帝的主要事迹陈述出来，可以说是寓论于叙，自己没有直接表达看法。司马迁在其“太史公曰”中，首先引用儒家圣人孔子的一句话作为总评“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世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此言特别突出了汉文帝的“仁”，在汉朝初期真正改变了原来沿用秦制的严法苛政，这是特别有眼光的见地。然后加以颂扬“德至盛”，将汉文帝在历史上最感人最突出的特点揭示出来，也是极有宏观视野的看法。纵观中国全史，汉文帝的“德性”可以说历代帝王无人能及，入“二十四孝”，大量减除肉刑，对罪犯宽大处理，对有罪之人以慈善之举让其羞愧醒悟，如此等等，史上罕有其比。这些应该可以看到司马迁有雄视千古的大家风范，有“通古今之变”的卓越史识。《史记》另有一个与《汉书》结尾不同之处，司马迁在结尾处还历述了汉文帝在代王任上以德治国和推行“仁政”的补叙。这也是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5354692f221dd36a32d7375a417866fb84ac06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