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高祖纪异同比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皇帝到汉武帝太祖年间大约3000的历史，而班固的《汉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为主的体制，将西汉一朝的历史创新为断代史，由此，《史记》和《汉书》在体制上大致相同，皆由本纪、世家、列传等组成，只是分类略有不同。例如，《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在《汉书》里就被删除了，因为《汉书》乃班固奉命所著的官修史书，班固认为在正史里不应该有此卑贱者的地位。虽有此不同，但是在记录同一人物的事迹时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毕竟司马迁和班固都是史家，对于历史事件都是立体还原其真相的，更何况，《汉书》集成的不仅有《史记》的体制，也将《史记》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原文照录《史记》的，然而究竟是不同的史书，因此也能从班固删节、改动中发现二者间的差异。 下面，我们将从《史记》和《汉书》中找到有关汉高祖刘邦的记载，从中发现一些异同。 首先是不同之处，由于两部书涉及的时间范畴不同，《史记》是从皇帝到汉武帝期间，《汉书》则是西汉一朝，因而在《史记》中关于汉高祖的记载列于《高祖本纪第八》，而高祖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其事迹自然是列于《汉书》第一位。 司马迁与班固二人的家族都与历史有莫大关系，司马迁之父做到了太史令，而班固则是以其父遗著为基础而作《汉书》，但二人做熟的理由却不尽相同。司马迁作《史记》是其在遭受宫刑做了中书令后才将写史作为毕生的事业和理想的，所以《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作品，《汉书》则是奉诏所修的官书正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多了许多正统色彩。正是由此，两书中对高祖的记载才会有所不同。 第一是对刘邦的称呼，在《史记》中，《高祖本纪第八》开篇第一句话是“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直接写出了刘邦的姓名及字，并在下文多处称其为刘季。《汉书》是官修史书，因而在文中并未明写其字为“季”，下文借以沛公、高祖称刘邦，即使是刘邦为泗水亭长长欠酒钱时，依然对其尊称，因为这是官修史，绝对是要避讳的。例如，在写到沛令召逃亡在外的人时，写到刘邦的人马，《史记》中写为“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汉书》中则为“高祖之众已数十百人矣”。在称呼上，班固对刘邦一直是尊称，语气也是如此，司马迁则是将刘季、沛公、高祖三个称呼根据不同时期给予不同的用法。 第二是，对重大事件的记载，两书也有不同，例如有名的鸿门宴。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对鸿门宴一事记载只有“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几句话，但是在《汉书》中则有详尽的记载，虽然其内容来自《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但却是有详尽只分。这也可以看出《史记》的一个写作特点，司马迁写人物事迹，着重写出其特点，因而会有一些删减，他要的都是最能突出人物特性的故事，因此关于鸿门宴一事就放在项羽的事迹中了，因为那更能体现项羽的特点。不过，司马迁还是将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明确的写出来了，特别是刘邦回营后“立诛曹无伤”，将刘邦的狠绝写得明明白白，虽然短，却无遗漏。《汉书》虽是照录了《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的详细过程，但是却没有写1 出后来曹无伤的结局，这或许就是官修史书的局限吧，对于英雄人物就不能写出他的一丝瑕疵。《高祖本纪》虽然没有详写鸿门宴，但是读《史记》的人能从其他篇章中的到补充，读《汉书》就不行了，因为在《汉书》中怎会有项羽的地位。 鸿门宴是关乎性命的大事，另一件影响刘邦、项羽命运的事件应该就是入关时间问题了，谁先入关则谁为正统，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史记》《汉书》也有不同。司马迁写到“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俪生、陆贾往说秦将，谄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接着是一系列的胜利，随后才是“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而在《汉书》中有关这一段的记载是“八月，沛公攻武关，入秦。秦相赵高恐，乃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不许”，随后则是战斗。虽然结局都是刘邦先入关中，是为正统，但是过程还是有差别的。《史记》中，刘邦是先遇到了赵高，后破武关入秦，《汉书》中则是先入武关后入秦，二者的差别在于，刘邦是先打败赵高（也就是秦军）还是先入关，秦二世是死于刘邦入关前还是入关后。在《汉书》中写到，刘邦入关后，赵高杀掉了二世，是因为“恐”，班固理解的赵高恐的自然是刘邦了，那么，刘邦便是结束乱世，打败强秦之人，秦朝的最终灭亡便是刘邦的功劳了。但是在《史记》中，刘邦是在赵高已经杀了二世，还想与刘邦同分一杯羹时入关的，那么这样看来，秦朝的最终灭亡就是戾臣祸国了。 还有，关于刘邦是否接受赵高建议“约分王关中”关中，司马迁和班固用词也有不同，司马迁写为“沛公以为诈”，自是不会接受，接着用计入关，班固则写为“沛公不许”，二者的差别明显体现出来。如若沛公觉得没有诈，他或许就会应了赵高的建议吧，而“不许”则有其他意思了，是因为有诈不许，还是要拯救天下苍生推翻强秦暴政而不许，在班固的文字里，沛公的形象一直都高大许多。 《汉书》和《史记》会有这些不同当然是因为二者作者不同，司马迁虽然做过史官，他写《史记》也得利于他们家族的史官经历，但是《史记》是写于他遭受宫刑之后，对于汉代的统治者心中绝对会有一些不满，但是作为一明史家，他的职业道德不允许他随自己的喜好来写史，所以他的史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写的，不会对统治者有所奉承，不会刻意删去一些有损为人伟人形象的事件，所以在写到汉高祖时，司马迁和班固由于立场不同，写法也有不同，但是班固也是一位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史官，在《汉书》的其他篇章就可看出，比如他能够修正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引起的对汉武帝的偏激看法。 《史记》和《汉书》作为我国二十四史的前两史，其历史功用不容忽视，而《史记》更具文学性，司马迁记事能舍掉一些他认为不重要的部分而使文章更有吸引力，而班固则是纯粹写史，他的作品必定要具备史书的所有功能，因此，我们在他二人的《高祖本纪》中可以看到，司马迁为了叙事的完整性和流畅性，没有写明每一个重要事件的时间，而班固则是完整的记下了每一件事的发生时间，例如“十一月，项羽杀宋义”，“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二月，沛公从砀北攻昌邑”，诸如此类。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7100d7c50e79b89680203d8ce2f0066f433641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