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专栏】上海“老娘舅”现象的社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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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专栏】上海“老娘舅”现象的社工观察 2013-07-02 作者 姬中宪 “娘舅”是上海的一种说法，却不单是上海才有。传统社会里，夫妻吵架，女方的兄弟、孩子的舅舅出面调停，被视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民事纠纷的常规调解途径，这方面，南北方都有类似的传统。“舅舅”或“娘舅”在家事方面的权威地位得以确立，很多时候，他们可以说出父母想说而不便说或不能说的话，当女方父母日渐老去，直至双双离世后，娘舅继续充当“娘家人”的代表，是女方的终身后援团，在传统社会的性别结构里，娘舅出场是家庭关系的一种平衡术。 舅舅的权威身份还要延伸至下一代。今年清明节我陪父母回老家扫墓，见到大姑，她七十多岁，老伴刚刚过世，现在和子女们一起生活。扫墓结束后，我听到我爸对大姑说：我看几个外甥外甥女都还挺孝顺，我也就没说什么，以后他们要是不听话，你告诉我，我教训他们！我爸比我大姑小很多，但再小也是“孩子他舅”，大姑父去世后，大姑的“家庭矛盾”由夫妻转至亲子，所以我爸要继续行使舅舅的职能，随时准备“教训”外甥。我自小见我爸教训大姑家的表哥，严厉程度远超过教训我，表哥则一点反抗都没有，谦逊程度不亚于对他老爸。有一年大姑家的表姐闹离婚，居然也请我爸出面做主。在传统观念更盛的北方乡村，舅舅的地位经久不衰，居高不下。 舅舅的特殊身份一开始就已注定。丈夫要尊重妻子的兄弟，不管是大舅子还是小舅子，这一点在结婚前就已明确。比如，男人要搞定小舅子，才可能把女朋友娶回家，小舅子的地位，几乎仅次于丈母娘。旧时婚嫁，送女儿过门，父母不能去，却派女孩的哥哥或弟弟去，意思是：我们娘家也人丁兴旺，个个虎背熊腰，以后别欺负我女儿。 为什么这个角色要交给舅舅而不是其他人？这恐怕首先源于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基本格局，女方弱势，所以当矛盾发生时，女方出人，这就像联合国秘书长要由小国家的人担任一样；男方强势，所以女方出哥哥而不出姐姐，出弟弟而不出妹妹。只有当女方不幸没有兄弟时，小姨子才脱颖而出，在姐姐姐夫间斡旋。 舅舅劝架，也有他的个人性别优势，有方法论的考虑。家事调解，有时宜粗不宜细，男性刚好是个大大咧咧的物种。而且家庭纠纷的根源，总脱不开女性。我常瞎想：女人是所有家庭纠纷的根源——当然这并不是包庇男人，男人也不是省油的灯，男人是所有国家纠纷的根源，祸害更大——所以，女人惹出的是非，最好不要再由女人出面调解，越调解越乱，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老话，并不适用于家事调解。小姑子出面，没事也能找出事来。于是，舅舅成为不二人选。 “娘舅”后来演变为“老娘舅”，用来泛指一切舅舅似的人物。这是娘舅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化，从此，娘舅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开始介入更多的民事纠纷。街上两辆车刮蹭了，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候，交警扮演“老娘舅”，左右传话，这边抬一抬，那边压一压，于是成功私了。老娘舅是私了专家，一切私了都少不了老娘舅的幕后运作。 到了当代，娘舅地位已经每况愈下，我自己也是个舅舅，当舅舅当了十几年了，很少见我干预姐姐姐夫的家事，倒是他们要时常关照我。娘舅式微，老娘舅却迎来一个体制内的新岗位：人民调解员。于是，至少在上海，官方身份与民间角色合二为一。老娘舅被司法系统收编，这大概是娘舅史上第一次合法化的发展契机。但是，他们也马上面临一个职业化、专业化的问题，他们首先被要求掌握一些基本法律常识，而不仅仅依据经验与习俗断案，他们的裁决不但要合情合理，更要合法。当然，他们的家庭干预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国家意志”，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向家庭内部的又一次成功渗透。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贯通，老娘舅的历史使命获得了空前的提升。 老娘舅职业化专业化还带来另一个变化：“舅舅”不一定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而且越来越以女性为主。原来是因为舅舅地位高，舅妈也水涨船高，现在是舅妈反客为主，要挑大梁了。这是因为，职业化专业化解放了女性，使女人有机会调解别人家的家事，一旦跳出自已家，女人的协调天赋立刻大放异彩，女人的天生细腻、恻隐之心、伶牙利齿和爱管闲事有了施展的舞台，女人迅速成长为调解明星。这方面，上海的“大众偶像”柏阿姨是明证。 为了配合这个新形象，老娘舅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新老娘舅。这名字多少有些古怪，却也能看出弃旧图新的立意。上海文广集团与上海司法局联合制作了一档纠纷调解类谈话节目，就命名为“新老娘舅”，柏万青正是这档节目的当红花旦。这节目收视率奇高，自此，调解类谈话节目也成为内地电视的新宠，被各地方台争相效仿。 通过“娘舅——老娘舅——新老娘舅”这三部曲，老娘舅完成了它的社会化、职业化与合法化，也有了初步的专业化，并通过《新老娘舅》这档节目深入人心。“限娱令”出台后，民生类节目被调高比例，老娘舅更成功上位，进一步扩大收视地盘，终于跨越文化地域与行业领域，并赢得了专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 这其中，来自专业社工界的关注显得更耐人寻味一些。社工和老娘舅，很可能是失散多年的异国兄弟，如今他们殊途同归，不少人在等他们认祖归宗，合力实现家业中兴。当然，也有人在刻意强调二者的差别。在《柏阿姨是社工吗？》、《家长里短，社工何为》等文章中，我曾写过专业社工应向老娘舅学习借鉴的地方，反过来，与社工相比，老娘舅一定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当然，由于《新老娘舅》这档节目的超级影响力，我的素材和观点更多地来自电视中的老娘舅，与现实或有出入。 老娘舅价值观有一定的倾向性，比如在子女与老人纠纷问题上，往往不自觉地倾向于老人。老人自然弱势，但过分倾向老人不够客观，并且无益于问题解决。是否有意迎合电视机前的老观众？要知道，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主要是老阿姨们贡献的。“老人一定是好人”，是传统中国的观念，说句不敬老的话，这观念不一定回回都对。 老娘舅劝和不劝分，似乎也在暗合观众期待“大团圆”结局的心理；面对婚外情案例，老娘舅过分追究细节与证据，有满足观众偷窥欲的嫌疑，并且使得夫妻调解更像司法裁定，甚至像私家侦探捉奸。证据至上，个人心理与感觉没有发言权，这不公平。毕竟在家庭内部，无任何证据的纯粹的不信任、不安全感，也是需要面对和治疗的，而不是用司法方式一棍子打死。 涉及外来人口、农民工、外来媳妇等敏感群体时，虽然老娘舅的初衷是善意的，调解方向也非常“和谐”，但过度的强调其身份，客观上有“标签化”的危险，反倒有“此地无银”的提醒作用。在处理双方纠纷时，“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也略显简单粗暴，并有模式化的趋势。 两张沙发，当事人一边一个，中间隔着老娘舅，这种现场布局决定了当事人的表达模式：倾诉大于对话，发泄大于治疗。当然，倾诉发泄本身也是治疗，间接对话也是对话，但是不可否认，老娘舅更擅长在有限时空内给出一个尽可能皆大欢喜的结论，追求在众目睽睽下让双方握手言和，但在更深入的治疗和后续的追踪上则难有作为。 老娘舅虽然名称有“新”，有些价值观却显陈旧。柏阿姨常说的“老巨勿脱手，脱手勿老巨”（音），号召老年人把房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不顾及现实情况与子女处境，在特定案例中，不一定是很高明的建议。 老娘舅的问题，一半是老娘舅队伍自身理念与方法的问题，一半是老娘舅被异化为一档电视娱乐节目所带来的问题。自从《新姥娘舅》式节目火爆荧屏，热衷家庭伦理剧的女观众们再不看电视剧了，直接看“真人秀”了。电视调解，公开争论，家丑外扬，或许能起到“他人在场”的特殊效果，客观上加强了道德压力与舆论监督，但是，它一定也有一切电视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的弊病。理亏却善于表达的人，突然间大有市场，在电视机前博得眼泪与支持。娱乐当道的年代，富有娱乐精神的人总不会太吃亏，娱乐不单是让人笑，也包括让人哭。老娘舅每晚六点半准时上映，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其实培养和助长了观众消费隐私的习惯，看到别人家的不幸，虽然也有“普遍化”的功效，让同病相怜的人得到安慰，但长此以往，同情心与同理心会日益贬值，取而代之的是看热闹。 老娘舅被司法收编，有了合法身份；与电视捆绑，成了明星；未来的老娘舅，还应该被社工武装，被科学理念充实，走专业化道路。只有这样，老娘舅才有可能不被前二者同化或抛弃，老娘舅的精髓才不会失传。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84b9de5c8d376eeaeaa31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