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读书报告 汉密尔顿和比加特在《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一文中提出社会科学学科一般从三个视角来对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分别是“市场研究方式”、“文化研究方式”和“权威视角”。其中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研究方式”，人类学比较青睐“文化研究方式”而社会学则比较注重对于“权威视角的运用”。 随后作者使用这三种研究视角，对儒家文化圈内日本，韩国，台湾这三个地区在20世纪后半段的经济飞速增长做出解释。作者认为三种研究视角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增长，但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其中作者最青睐的还是具有韦伯色彩的政治经济研究方式。 笔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最感兴趣的是它的“市场研究方式”部门，下面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 在台湾，家族企业和集团企业是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形式，在出口部门尤其如此。与日本和韩国不同，台湾有相对较低水平的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而且相对缺乏寡头集中。家族企业占优势，而且它们通常是小型到中型规模的（即少于300员工，总资产不超过2千万美元）。赵（1982）的研究表明，在1966年，登记注册的68898家企业中，97.33%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约60%的台湾工人而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和台湾出口的65%。这些企业有些自己形成生产、组装或分配网络，往往通过非正式网络结合在一起。然而，其他企业为大型企业完成分包工作 笔者认为就台湾的状况而言“市场研究方式中”钱德勒的管理之手理论和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并不矛盾。钱德勒认为企业会在市场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的时候通过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来扩大他们的组织，因而创造支配结构，使市场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只要企业扩张规模它就能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这必须要有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控制。一个企业在进行扩张的同时就必然会出现山头林立的问题，要想处理好这样的问题企业就必须加强自己的管理，而将强管理是会增加企业成本的。台湾地区居民的服从意识要远比日本和韩国居民弱，这一点无疑也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这时候台湾的企业采取控制自身规模，而将一部分业务交给团结在企业周围的中小厂商来做的策略就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自己的管理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因为中小厂商仰赖较大厂商的长期订单存活，大厂商对其的控制力也就较为强劲，这使得中小厂商在定价上会受到比较大额限制。这样一来大厂商与中小厂商进行交易也就不会付出太过高昂的交易成本，大厂商就没有去吞并小厂商业务的冲动，这一点也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相符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8e41677ed06eff9aef8941ea76e58fafab045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