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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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远谪惠、儋时期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刀次的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井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苏轼反对新法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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