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社会学及其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2) 马尔库塞用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批判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是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主体性、艺术自律及审美形式等问题，确实是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忽视的。在中国，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苏联文论一统天下。对艺术自律性同样照察不够。而几乎在马尔库塞发表《审美之维》(1978)的同时，统治中国文论的“苏联模式”的坚冰已开始解冻。略为不同的是，新时期文论在呼唤文艺审美本性回归的同时，也坚持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童庆炳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 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现代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由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对苏联及欧美文论的借鉴基础上，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现当代文论的教训后提出来的;在后来的阐释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要素，因而就体现出一种综合视野:既避免了将文学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图解的文学工具论的缺点，又防止文学研究陷入形式主义学派见木不见林的狭窄范围。在今天看来，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面对学界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怀疑和指责(比如把“审美意识形态论”理解为“审美主义”).童庆炳仍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但是也应该看到，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是从“政治决定论”、“文学工具论”中反叛的产物，就难免带有某种“矫枉过正”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偏重文学语言层面、结构层面的审美价值，而忽视了文学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联系，从而无法揭示文学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80年代致力于文艺心理学研究的鲁枢元就承认他“忽视了真正的文艺社会学拥有的价值意义.无形中犯了‘心理学沙文主义’的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中国文论社会历史批评的回归正是起于对80年代文学审美论不足的认识。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来自社会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悄然兴起，文化批判也应运而生。加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眼多人文知识分子以之为批判武器，这就使90年代中国文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具备了现实关联的可能性。 (二)大众文化批判。在90年代的中国，文化批判几乎成为一门显学，批判大众文化负面因素的声音淹灭了为之辩护的声音，以至于“好像凡是为大众文化辩护的，都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丧失了独立与良知，甚至堕落成了痞子文人。 陶东风(曾经是文化批判的积极参与者)在《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一文中指出了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机械搬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问题。从影响研究的角度看，这种机械搬用主要体现在:一、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机械复制品，它注重的是商品价值和利润回报率，而忽视了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终极人文关怀。 大众文化并不是真正的“大众”的文化，而是一种权力话语。大众传播的单向性决定了大众是没有言说权力的被动存在，大众所接受的一切信息或审美形象都是被大众传媒预先规定的，这种控制经由审美时尚的制造、明星的包装与炒作而成为无意识的心理操纵，让观众心甘情愿地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力。尤其是，大众文化已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汇流的趋势，“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方式已经由一种僵化的说教转向诉诸情感的心理暗示疗法，大众文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之一。 但是正如任何时尚学术一样.批判理论在经过昙花一现的泡沫膨胀之后，很快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从“走出阿多诺”或“绝望的阿多诺”之类的形象表述中即可见一斑。徐责指出了当前大众文化批判的审美主义倾向。他认为从本质上看，以审美为核心的主流美学是一种理想性的理论，这种理想性的美学(主要指康德审美非功利的自律论)和实际的批评活动是脱离的。大众文化批评应该象本雅明那样中性地看待大众传媒文化.走出悲观主义的阿多诺模式，而代之以大众文化的实践批评。“实践批评不是一种超然的审美鉴赏，而是一种由解读和评价构成的、目的性的释义行为”。徐贵敏锐地看到了国内大众文化批评的空洞和浮躁。此后，以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为代表.国内文化界就更加注重大众文化的个案研究和实践批评。其次.现实经济社会中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也使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成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在一篇题为《阿多诺的绝望》的文章中，作者不无幽默地写道:“文化研究这一概念应该使自身脱离批判文化理论学派并且严肃地作为一种产业来对文化进行思考—一个可以提供就业、培训、出口、税收和外汇的产业。这将会使阿多诺“死不眼目”。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人全球市场体系.信息技术和网络手段将更为广泛地运用于大众传播及文化产业链中。面对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和第二媒介时代的新挑战掀判理论必须加以改造增强其阐释和批判的有效性。作为现代性的必要张力，批判理论不会终结。只有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多元共生、良性互动的格局中中国的文化批评才能求得长远发展。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9d8e3ddad51f01dc281f1c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