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创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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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创作意识

摘要:大江健三郎通晓西方文艺创作的思想,通过对其创作的诸多作品的解构,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大江小说叙事上的想象力、互文性,与此同时,存在主义意边缘意识森林意识更是大江健三郎诸多作品中不容忽视的共通的关键词。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小说;存在主义意识;边缘意识;森林意识

大江健三郎生于日本爱媛县,属于战后受教育的一代青年。20岁考入东京大学,在校期间热衷阅读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深受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影响。23岁以表现现代青年的虚无和不安的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而受到关注。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饲育》以鲜活细腻的文笔,对战争造成的人性扭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获得芥川奖。同年发表长篇小说《摘嫩菜打孩子》,莫定了文学旗手的地位。30岁发表的长篇小说《个人体验》,被平野谦等人评价为十年之文学达成。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长篇小说,主要有《广岛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同时代的游戏》、《新人啊,醒来吧》以及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等。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又一位获得该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通晓西方文艺创作的思想,通过对其创作的诸多作品的解构,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大江小说叙事上的想象力、互文性,与此同时,存在主义意识边缘意识森林意识更是大江先生诸多作品中不容忽视的共通的关键词。

一、存在主义意识

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极大、流传极广的哲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自我。人与人之间关系从本质看只能是矛盾冲突的,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人活在世界上,只有孤独、失望、厌恶和被遗弃的感觉。大江自小就认真研读过萨特的小说,大学时代,他就更加关注法国文学。他曾回忆道:我在大学里阅读萨特的作品就是要为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服务。江格外关注的是萨特的《 走向自由的道路》等法语原著,其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

大江存在主义文学是在特定的文学基础、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特定的文化氛围的背景下,加上其自身经历的必然产物。早期创作中大江接受和消化萨特存在主义。《奇妙的工作》描写了一个在闭塞的社会现实中失去自我的大学生形象,《死者的奢华》也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即现实中人的孤独、虚无和失落,这两部小说反映了大江开始在理念上接受萨特的存在主义。《饲育》是大江早期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存在主义作品。小说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敌机仍在空中盘旋。突然有一天,一架美国飞机在森林中坠毁,一个黑人士兵从天而降。村民们把这个黑人士兵作为猎物捕获。然而,黑人士兵知道自己根据命令要被带到镇上去的时候内心却骤然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把我劫为人质。于是,成了俘虏,内心中从愤怒”“孤独”“绝望”“愚昧的感受向屈辱的方向发展变化。于是,强烈的心理反差和不知缘由的困惑就变成了内心的痼疾,心灵中所受到的伤害几乎使入病态。日本的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指出,这里所谓的监禁状态,就其时代性而言,是一种闭塞状态;就其存在主义理论而言,是看穿社会正义的一种断绝感。这两种双重描写的笔触就构成了大江健三郎作品的独创性。

从《感化院的少年》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无不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危机。西方存在主义者虽然表现了人的生存问题,但生存的本质意义是什么,怎样才能走出绝望的深渊,西


方存在主义作品没有给出答案,而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除表现生存困境外,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如何走出荒诞与虚无、忧郁与彷徨。作为一名战后作家,大江创作伊始就关注人生和社会,通过对现代人面临的各种危机的刻画揭示日本社会的现实,探寻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形成独特的大江健三郎式存在主义文学 二、边缘意识

对于边缘意识的再认识是解构大江健三郎作品的一个重要抓手,显现于文本中的边缘意识无论从思想方面或是艺术技巧方面都坚持与中心文化相牵制,这也是促使大江先生不断尝试运用相关叙事手法的原因之一,从其诸多文学创作的轨迹中隐然可现。边缘人物的塑造契合大江先生东西合璧式的写作风格,通过对边缘人物的设定的另类特质,即与所处环境的不协调性,凸显人物形象的张力以达到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这里我们所探讨的边缘人特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简而言之,处于社会的边缘,社会地位低下,甚至从某种意义而言毫无社会地位,这类人往往毫无归属感,有别于正常人的个性。《聪明的雨树》在边缘人物设定方面将目光投向精神病患者,着眼于精神病人的视角深入探讨边缘人的无可奈何以及内心的孤独。《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菜菜子、蜜三郎和鹰四等边缘人物常常处于生存的困境中,表现得无法与现实社会相协调,长期呈现出一种自我焦虑的状态。《个人的体验》中的主人公,伴随着脑残儿的诞生,从此焦虑、恐惧、逃避。《我们的时代》、《燃烧的绿树》则塑造了性变态的边缘人物的形象。大江先生将性行为作为暴露人性弱点的一种手段试图呼唤人们对人生哲理进行思考。

大江先生主张对于当前的日本而言,主流文化缺少真实,不具备代表性。正因如此,大江先生常常将边缘人置于小说表达的中心,阐释边缘文化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与主流文化对峙的图式,通过对边缘人思想生活的探索,揭示边缘人自始至终无法摆脱生存困境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相较于主流文化,边缘文化更具开放多样的特性。大江先生正是通过边缘文化,边缘人物的书写建构起独具匠心的大江文学的范式。例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森林山村作为创作背景,通过诗意的想象以及高超的艺术手法勾勒出人类面临困境而不安的图式。森林曾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主流文化的发源之地,而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人类离开了最初的栖息地,渐而成为被人忽视的边缘之地。作品中的人物蜜三郎则是边缘人的典型,是大江小说边缘意识的重要体现。大江先生以边缘人为小说的主角,将其置于与主流文化相隔绝的森林中,试图借助边缘文化及主流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揭示边缘人的生存困境,来寻求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聪明的雨树》则以叙事者作为观察者,通过的所见所闻,揭示边缘人群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现状,并以高超反讽的艺术从侧面烘托边缘人的生存困境。整部小说中既有直接对美国青年这一边缘人的外貌描写,也有通过叙事者的内心独白进行侧面叙事。雨树是叙事者和美国女人婀嘉德的谈话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小说借以雨树的叙述与边缘人物进行巧妙关联,为后文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在叙事者的眼中,雨树位于黑色的边缘,却有一个深不可测且拥有足够强大力量的黑暗深渊。这深渊般的黑暗足以慑人魂魄,让人产生质疑:如此环境怎能收容精神病患者?美国女人婀嘉德在小说中是一个主流人物的存在,她并不懂得如何理解边缘人物内心的煎熬,边缘人物的生存困境,只能借助叙事者的微弱发声以喃喃自语的内心独白唤起人们的关注。

三、森林意识

大江小说与森林、峡谷村庄有不解之缘。批评家从语言解构、文本批判以及文化批判视角解读大江文学,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大江文学的创作从思想内涵到价值取向都极具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在诸多作品中融入想象力和边缘化意识,而边缘意识或多或少都会跟森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一个被茂密森林和峡谷所环绕的偏僻山村,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就是在那片大森林里度过的。林中自然的绿韵,成为哺育他的摇篮。这里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出发地,而森林自然成了他创作的源泉。东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是日本主流文化的引领之地,而这对于大江先生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试图建立与主流意识相抗衡的边缘世界,构建大江文学中的边缘森林社会,成为其致力于


文学美学追求的一条基线。大江从树木与森林中寻找大自然的生命,仿佛切身感受到它们的气息和搏动。他在作品中,常常将象征神的树木与森林,看作是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的故乡的媒介,并且将它们视为日本文学传统的想象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大江在《小说的方法》一书曾说过:我自己出生和成长在四国丛林中,我一直想把那儿的村庄里的神话和传说中独特的宇宙观、生死观,写到小说里去。

从《感化院的少年》、《同时代的游戏》、《M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到《燃烧的绿树》、《空翻》、《愁容童子》等作品,那里面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像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他在这些小说中,常常是从森林或山谷村落出发,最终又回到森林或山谷村落里。小说《聪明的雨树》以雨树为开端和结尾,这一首尾呼应的严谨解构在现代日本文学中时有所见,这样的创作能使整部小说彰显脉络贯通之势,保持小说的前后匀称。雨树系列的创作是大江先生对森林意识的延续,尽管他十五岁时离开家乡,根植于其心中的森林意识不时再现于文本创作中,即便是雨树以个体存在,亦能唤起大江先生对森林意识的不解之缘。基于森林、峡谷村庄而形成的独特宇宙观、世界观是大江先生边缘意识的衍生,从其诸多文学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试图凸显与主流文化相抗衡的边缘文化的信念和使命。 四、结束语

大江健三郎小说创作出发点,是由西方文学实验的深厚知识嫁接而来的。大江不仅是被称为日本社会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传播者。大江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通过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接受和创新发展,进而形成大江存在主义。现代人的疏离,对女性不可救赎的追求,死和自杀观念的吸引,精神和肉体的畸形性,对自然的关注和对四国小村庄的思念等成为大江健三郎小说的主题。作为很多小说的背景,森林中的村庄不断被描写,在给予心理安心感的同时也成为了小说不可缺少的要素。森林,在大江文学作品中,带着让人想起但丁的黑暗森林的象征性、寓言意义而被作者诠释。存在主义、边缘情结和深林意识在其作品中的显现,是大江先生小说创作特色。通过对大江诸多作品中边缘人物设定的归纳,可以深刻感受到大江先生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坚持以创作坚守信念,从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出发,构建大江文学独有的美学特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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