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韦伯理论的局限性 第一，阶级的局限性。韦伯生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其社会而独立存在，因此韦伯仍然不能摆脱其时代打上的阶级烙印，他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这就使得他存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可能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韦伯运用了许多美化“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言论，他反复强调了资本家“善”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资本家贪婪无度、残酷剥削等“恶”的一面。 第二，思想的局限性。韦伯理论在哲学上则体现为在反唯物史观和反唯心史观上的摇摆和矛盾。韦伯在考察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时，否定它是经济状况的反映，并指出在英格兰地区，资本主义精神早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出现以前就存在了，同时他还认为，“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马克斯?q韦伯，1987：144）。但韦伯的反唯物史观立场又表现得小心翼翼，他除了不断强调他的结论“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决不是惟一可能的观点”，“各种解释均有同等的可能性”，还指出“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的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马克斯?q韦伯，1987：144）。韦伯在哲学观上的摇摆，一方面是为其存在破绽和缺陷的理论留有灵活解释的余地，同时也反映了他建立“理想模型”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理想类型化的概念在研究中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因果推理方面的技巧：它并非‘假设’，但却能为种种假设构想提供导向。它并不是一种对实在的‘描述’，但它却旨在为这样一种描述提供种种明确的表达手段。”（Max Weber，1949：90）韦伯在哲学观上的矛盾使他既大胆地假设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自信。 第三，理论的局限性。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起资本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法律因素，也有科技因素、教育因素等等。从伦理和宗教的角度对社会进行观察和研究毕竟只是一个角度，绝不能代替其他研究角度，否则就会导致偏颇。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所带来的社会巨大变革，但单纯从伦理和宗教角度却很难解释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腾飞。因此，从理论上讲，韦伯不过探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另外一方面，韦伯的思想具有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史学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他将东方社会落后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在宗教文化上与西方的差异，是十分片面的。在韦伯的另外一篇著作《儒教与道教》中，他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即儒教和道教）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不仅如此，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其他宗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使得他得出了理性的近代资本主义形成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d1ec0c4d838376baf1ffc4ffe4733687e21fcd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