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社会分层中的国家作用：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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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社会分层中的国家作用：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一) 论文关键词：社会分层；经济全球化；国家；社会保障 论文摘要：改革以来，经济因素成为对中国社会分层作用日益巨大的影响因素，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国家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社会分层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间接作用，即通过积极干预市场影响社会分层；二是直接通过社会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目前，处于转型期的政府要积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应该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应该制定相关社会政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以来，市场化改革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因素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主导作用逐步消解。例如李强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是经济分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目前，经济分层标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也还有其他几套标准存在。但是，总的来看。在经济分层差距迅速扩大的同时，政治分层差距在急剧地缩小。张继焦认为，在中国阶层结构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中国阶层结构转型的最直接动因。朱光磊指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历史契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物质成果，使社会阶层分化成为可能；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最重要的基础性推动力量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和劳动方式的变化；分配形式的变化也是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原因；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进展，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成为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其阶级(阶层)结构和政治结构，但是，这种决定作用是经过一系列中介环节，是在经济决定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对经济产生反作用的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历史地实现的。 毫无疑问，在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中，经济因素成为对中国社会分层作用日益强大的因素。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国家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核心的制度体系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经济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透过民族国家折射出来。当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进入民族国家以后，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并通过彼此间具有密切关联的政治一经济体制体现出来，而这种政治一经济体制又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安排。诚如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c.North)所言：“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形式主要是由国家决定。”毫无疑问，国家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不会因为市场力量的崛起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经济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角色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市场转型的巨大推动力。从市场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的过程。按照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的说法，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具体经济职能有三个，即：效率、平等和稳定。“有关效率的政府行为试图矫正垄断一类的市场失灵。政府促进平等的方案使用诸如收入再分配等工具来反映社会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关心。稳定化政策试图削平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并且促进经济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和平条件下，政府的政治管理功能和军事安全功能让位和服务于经济功能。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在总结政府的经济职能时指出，有5项基础性任务处于每个政府的核心地位。这就是：“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保护环境。”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与市场同时转型的过程。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市场机制并不是自发出现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行动。高效的政府实际上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先决条件。这是因为：首先，自愿的交易不可能在制度真空中运行，必须由国家来维持有效的法律、行政、管理和征税机构，以提供高效的经济交易所必需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其次，即使在市场制度建立之后，政府依然不能袖手旁观。规范市场行为，使其符合市场规则，执行起来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再次，市场转轨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矛盾丛生的。市场转轨不仅涉及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改造，也涉及资源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这就需要国家必须有能力积聚需要重新配置的资源。对于中国来说，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许扮演着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更为复杂的角色。 (一)承担国内市场转型的组织者角色 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与国际市场接轨，并在1986年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GATR)缔约国地位。诚如美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资深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N.R.Lardy)所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和全球贸易体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显示出中国领导层加快国内经济改革，以更快的速度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对于政府来说，还意味着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作为：首先，政府要贯彻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履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贸易，制定为贸易自由化服务的相关措施，鼓励出口导向型生产。其次，政府要逐步消除与经济全球化相悖的诸种体制性障碍，如司法体系的不完善、各种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政府机构的低效率等，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 (二)逐步向“良政治理”政府角色过渡 单就国家的经济职能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国家权力的弱化。由于自由贸易规则的传播，尤其是资本的自由流动，经济已逐渐摆脱了政治控制。有人曾这样描述国家权力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落：“在全球化这场卡巴莱歌舞表演中，国家要跳脱衣舞。到节目结束时，它光溜溜地只剩下了遮羞布：镇压权。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了，主权和独立被剥夺了，政治阶级被消除了。它也就成了那些大公司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苏珊·斯特兰奇(s.Strange)也尖锐地指出，世界市场的非人格化力量，在战后更多地同金融、产业、贸易领域内的私人企业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同政府决策结合在一起，它们现在比国家更强大……在国家主宰市场的许多关键领域里，现在是市场主宰了国家。随着技术变革及国民经济加速与全球市场经济实现一体化，所有国家的政府，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都被削弱了。它们不能再管理国民经济，维持就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避免国际收支失衡，控制利率和汇率……这不是它们的错，它们都是市场经济的牺牲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权力的限制，构筑了一个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全球范围的资本自由流动更是不受国家疆域的限制，信息技术和通信网络的迅速发展．使世界各地的金融资本市场联成一个快捷无比的全球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减弱，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跨越了国家的物理边界，形成一个无边境的信息化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国家权力受到挑战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e839e433868011ca300a6c30c2259010302f3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