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 本学期，有幸聆听了郭愉老师给我们讲授的《考古人类学》这门课程。我觉得，郭老师在授课时所展示的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精辟的讲解，严谨的学风，都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永久印象。然而，更令我钦佩的却是郭老师面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生的感悟，对学子的敦促，对世俗的大度，率性随我，真实随我，笑看人生百味，也随我。有师如是，是我辈三生有幸。以为序，最后，祝郭老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考古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这不仅是由于它的研究范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向后推移，它的材料库会不断因新的发现而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考古研究犹如破案一样富有挑战性，它经常不得不以有限的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材料为根据来进行研究。为了能从考古实物中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考古学一贯不耻于从其他学科吸取助益，只要其他学科发展出来的概念或方法对它有用，就毫不迟疑地加以采纳。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正在成为一个多学科的汇合点。考古学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概念运用于它的大部分理论；在学科的终极目标上，它又自然而然地向历史学靠拢。考古学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则大部分来自诸如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同时，作为一门主要依靠田野工作和实验分析来取得研究资料，具有较强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学科，工程技术方面的进展也往往给考古学以较大的影响。 所以，当今考古学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新思潮往往导致新的考古学流派，与其它学科进行交叉渗透则可能导致新的分支学科出现，使考古学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致使考古学的学科界线逐渐模糊，并常引起关于考古学学科地位的争论，其中犹以考古学到底属于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争论影响最为深远。下面就这个问题略谈些看法。 一个遗址或者一个考古学文化，既存在同时共存的空间分布现象(组合和文化相),又存在历时的变迁和发展关系(文化层叠压或遗迹间的打破关系),考古研究者必须在历时态中复原和研究共时态现象，以共时态研究为基础探索历时态的规律，而不能将历时态研究和共时态研究截然分开。因此，对于强调共时研究的人类学和强调历时研究的历史学而言，考古学称得上是人类学中的历史学，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也许正因为考古学的这一特性，再加上各国学术传统和研究旨趣上的差异，当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考古学时,对于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就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中国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历史科学。 人类学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内容复杂的学科群。若从研究对象来分，一般认为它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主要分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可划分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一些人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体系，是因为考古学与人类学特别是民族学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都重视研究方法的整体性和相比较性，均大量使用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重视个案研究，特别是都注重田野工作。可以说，田野工作是进行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起点，是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没有田野工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田野工作与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对对象的亲知和体验，强调直接观察和现场记录；其区别在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对象是仍具有活力的社会，研究者可以直接观察，甚至与对象对话交流，可以了解对象各方面的情况，而且这种活动一般不会对对象造成多大的损害,观察活动可以反复持续进行。田野考古面对的却是埋藏于地下的谜一样的静态实物，要揭谜全凭发掘者的观察和理解，而且发掘工作犹如生理解剖，一个遗址一旦发掘完毕，便无法完全原样恢复。 其次，考古学阐释理论大多来源于人类学,二者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是相通的。它们的基本研究单位都是文化。人类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是已“死去”的文化。那些“死去”的文化虽然也曾有过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内涵，留给考古学家的却只有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如果考古学家并不仅仅满足于分析实物遗存的物理形态，还要把它们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解释，并进而对考古学文化的非物质领域进行探讨的话，就特别需要有关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大多来自人类学。因为人类学研究的是还“活着”的文化，它的研究对象是完整而系统的，人类学家可以对一切有形的或无形的文化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故更容易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一般的文化理论与模式来。而人类的本性和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也使以研究史前文化为主的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借用从近代原始或后进群体中得出的人类学文化模式或至少从中得到启发。 事实上，在过去一百余年间，人类学先后经历了单线进化论、历史特殊论和传播论、结构功能主义和新进化论等重大理论变革；而考古学的发展，也与上述人类学理论的变革息息相关。一方面，考古学家往往接受并运用某些人类学理论来阐释古代遗存的性质和功能，探讨古代文化发展历程。比如，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喜欢用单线进化论来阐释人类早期历史，二十世纪早中期倾向于用传播论来理解诸文化之间的相似性，而二十世纪中后期则主要用新进化论中的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来说明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变迁的动力。至于社会主义中国和前苏联的考古学，则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一直以恩格斯《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蓝本，来理解和阐释史前社会形态。另一方面，考古学也以丰富的物证材料检验、补充和修订有关人类学理论，推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如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印度和美洲史前文明的新发现，改变了世界所有文明都起源于小亚细亚的观点，并引起人们对原来甚为流行的机械传播论的反思与怀疑。 再次，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志、民俗学等学科提供的知识往往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参证。民族志与民俗学着眼于现在，而考古学着眼于过去。民族志和民俗学对现实生活中民族文化现象的了解，对考古学家理解和阐释考古遗存具有重大意义。柴尔德指出：“在完成功能性分类时，考古学家不断从民族学与民俗学求得有益的援助。几乎没有受到甚至完全没有受到产业革命影响的社会集团，到很晚近的时期都还存在，一部分直到今天还存在，这样的集团的生产活动尚未机械化，甚至有的还不知道金属，这确实是活生生的化石。有关他们的工具、生产过程、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给考古学所记录的残缺而有限的干巴巴的片断骨骼，重新添上了肌肤，为复原创造这些文化的人类社会，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转引自国分直一：《考古学研究和民族学、民俗学的援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P156)另一方面，考古学所见古代文化事实，常可揭示民族学、民俗学所渴望了解的文化现象、民俗事象的渊源过程。因此，只有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人类文化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使文化人类学真正具有整体上的属性。 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也同样具有紧密联系。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类起源研究与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7d2b4fcc8d376eeaeaa31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