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过往言论社会学原理 社会学起源于欧洲，脱胎于生物学。从社会学的西方源头来看，西方古典社会学可以看作是关于现代性的学科。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等欧洲古典社会学大师的研究关切都毫无疑问地聚焦在对现代性及其带来的社会秩序危机和道德体系崩溃的反思。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一定程度上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剧烈变化投射在学术研究取向上。细读西方古典社会学经典，不难看出其认识世界的偏向更为明显，面对新的技术、文化、宗教、生产方式的冲击，西方社会秩序的坍塌，人心焦虑不安，导致如何看待社会的迅速变化、如何理解现代性、如何重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学者的研究关切，回到过去的秩序井然还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生活，这种对现实的无助和未来的惶恐，成为西方古典社会学家重新认识世界的精神动力。 然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改造世界的标记。强国富民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社会学知识分子的实践动力。 不同于西方的自发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伴随着外来力量的粗暴干预。近代中国面对更加现代化的西方入侵者，在器物、制度、精神上一次又一次被刺激，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共同的奋斗目标。抗日战争时期，一批社会学知识分子聚集云南昆明呈贡县魁阁，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张之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先生的《内地女工》《芒市边民的摆》，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大批社会调查成果的问世，为中国社会学树立了宝贵的研究传统。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序言中所说：“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可以看作魁阁时代社会学知识分子努力了解中国社会，走出理论的象牙塔，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有力证明。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f29cb79862458fb770bf78a6529647d262834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