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在春节团拜会中一番“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讲话，在国人心中激起了情感波澜。应该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已基本实现“温饱”，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这是一个开始追求更高目标的时期。“仓廪实而知礼节”，“幸福”、“体面”和“尊严”，这些看似简单的说法，实则意味深长。这是政府第一次公开将个人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它表明国家在发展的最高理念方面发生了微妙变化。从正面论述我们如何一步步从“温饱论”转向“尊严论”，无疑十分必要。 然而，当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却感到这个从“温饱论”到“尊严论”的逻辑转变，以及它对我国体制转型的触动，远非表面看来那么轻易和简单。笔者试图从社会与政治两个层面剖析“温饱”与“尊严”间多少有些悖论性的关系，也许正是这种“悖论”或“吊诡”，使得时下的体制转型举步维艰。 从社会学、经济学乃至道德学的视角看，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生发一种讲究体面、尊严和德行的诉求，这既符合基本的人性，也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温饱论”到“尊严论”的转变或进步是自然的、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但问题在于，人不仅仅是社会动物，还是政治动物，这一点早被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揭示，并且成为其《政治学》的基础。政治动物说到底就是公民，古希腊城邦国家在宪法中确立了只有“公民”才有资格享有人的权利。至于是富庶还是贫困，是温饱还是疾苦，这些物质性的生活内容均不足道。没有公民身份，个人就只是奴隶；有，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享有公民的权利不但可以满足人的温饱，而且不会丧失尊严。虽然古典时代中尊严远比温饱更为重要，但那时的社会其实是很不平等的，公民尊严只是政治上的一种特权。 今日中外历史都发生了巨变，当下谈论温饱、尊严之类的话题，其前提显然是政治上平等的现代法制社会。关于这个问题，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误读，即仿佛现代社会关于人的发展观念是真有一个从“温饱论”到“尊严论”的演变逻辑似的。其实就西方现代社会近300年的历史演变看，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先有温饱后有尊严，甚至恰恰相反，从现代政治与法治的视角看，只有确立了自由而平等的现代公民的政治权利，尤其是那些最基本的宪法性权利，温饱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简单考察一下历史就会知道，从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现代人的首要诉求，乃是那些与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最为攸关的公民权利，即所谓“第一代人权”，又称之为“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美国在立国之初，就以“权利法案”的形式确立了这些基本人权。那时的人民不是不知道摆脱贫困、生活温饱、经济富庶的重要，但他们更知道这些都可能是不稳定的，可能随时会被侵犯和剥夺。而追求公民权利的宪法资格，塑造法治国家，则更为根本和必要。所以，纵观现代社会政治史，公民权利的实现和法治国家的诉求，一直是一条强有力的主线，它们远远高于人们对经济生活的追求。只有建立起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公民权利得到宪法保障的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尊严”才有实现的可能，温饱生活乃至富庶社会才会出现。 回到本文的议题上，笔者要问的是：我们凭什么要谈尊严？是因为温饱问题解决了，可以有资格谈尊严了？我想绝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而是相反：一个人无论贫困还是富裕，从诞生之日起，他就有作为生命权的尊严问题。有公民权利的公民，才有资格诉求尊严，尊严是一种自由而平等的政治权利。 也许还有人会说，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衣衫不整，还奢谈什么尊严。我的回答恰恰是：正因为人处于贫困之中，才格外需要尊严。只有个人在人格上确立了不可侵犯的自由与独立，才能发挥能力，去追求作为人的温饱和幸福。没有尊严的温饱和幸福是虚幻的，满足的只是低层次的自然欲望，而且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他人或强权所剥夺。只有基于尊严的温饱或幸福才是稳固的、牢靠的，才有价值和意义。 说到这里，便涉及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向谁要尊严？或者说，诉求尊严的资格来自哪里？按照一般流俗的看法，这个资格显然来自政府，但在我看来，这个诉求对象是错误的。人的尊严从根本上说，并不来自政府或他人，而是来自人本身，即所谓“天赋”的权利。 这样一来，有关尊严的主客体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不是向政府乞求恩赐，盼望它纡尊降贵，对我们的尊严有所照顾，而是相反――我们自己就是主体，尊严是内生的政治品格，我们有资格要求得到尊重，并依法保障尊严不被恶意侵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资格？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依法组成的权力机关，而法律是根据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制定的，是人民同意的法律。中国的各项法律，尤其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把人的自然权利法律化了，即从法律上确认了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首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里“权为民所赋”就有一种政府权力源自公民权利的自然法思想，只有公民权利才是“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基础。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看到，温饱与尊严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看，先解决温饱后解决尊严，如此说和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从政治法学的视角看，恰恰相反，只有确立了公民的权利资格，才可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就现实状况看，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经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公民社会建设还相当贫乏，还有着政府任意行使权力和社会道德缺失等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公民的权利意识没有确立，政府的权力行使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约束。 所以，新一轮的改革，不能重走通过经济带动政治的老路，而需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政体改革，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就尊严问题来说，不是富裕了，人们衣食无忧了，才出现什么尊严问题。尊严不是奢侈品，而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 我们凭什么“资格”谈“尊严”？这个资格就是权利，权利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是一种力量，需要我们为此奋斗。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5c97bc368ec0975f46527d3240c844769eaa0b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