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文字狱 极尽变态的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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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文字狱 极尽变态的历史奇迹 （一）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1647）——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1648），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１）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７０余人，凌迟１８人，已故庄廷龙，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为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二） 谁也没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乾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大学》案”，虽然为乾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 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 “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 本来，两个地方官以“言官”孙嘉淦名义写个希望皇帝不要“劳民伤财南巡”的建言奏折，虽然有冒名之不当，但其心意却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孙嘉淦名义，无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轻，劝不动皇帝。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哪知道，在处理“伪稿案”的一年又八个月中，乾隆帝坐卧不安，疑神疑鬼，一时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造，一时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怀疑可能是被杀掉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面对突发的伪稿案，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的暗潮在全国涌起，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大政方针出了毛病。联想到在廷讯时，张广泗曾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 乾隆深有感触，对臣下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乾隆由此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的严猛精神，降旨说：“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乾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乾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 就这样，迷惑人们十五年的乾隆时期“言论宽松”的烟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乾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文字狱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狱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字狱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不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迹，更有创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封建专制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之辉煌政绩，远远胜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其将“文字狱”对象由上层官绅扩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连精神病患者也不放过）的招术，其开创“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的“言论检查”制度。 （三）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 清朝是满清入侵中原，冒充正统以自居，对天下极尽压迫与变态。康熙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9273a27336c1eb91a375db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