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通过上了一学期老师的课我了解到很多知识，现在就来谈谈“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把今天的《论语》解读导入到经学的传统中来并不是不可以。但需要指出，问题首先是要区别一般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经学对儒家经典的解读，而不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区别。经学之为经学首先是你得把你解读的东西看作“经”，而不是历史学家眼中的一般历史文献。前者是有非常明确的价值立场和态度，后者只是一般知识上的了解。 即使是反对儒家的人他当然也可以去解读儒家经典。但是，并不是说凡是用考据训诂方法解读《论语》和儒家其它经典的都是古文经学。古文经学也不是只把《论语》和儒家其它经典当作一般历史文献来看待。古文经学是汉代尊“六经”后考虑到典籍留传中的真伪和汉语流变的原因，一些学者发展考据训诂的方法来帮助人们理解经典意思的学问。它追求的是理解要符合经典原意和文献真实，了解经典文献的形成及其流变，它强调考证上的依据和疏理。当然，古文经学的考据训诂方法往往超出了经学，而对一般历史文献的了解都有意义。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运用考据训诂方法的解读都是古文经学的性质。 今文经学重视义理的阐发和“经”所具有的“为万世立法”及其教化依据的意义。它非常公开地带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并传播这种价值立场。 “经”之所以为“经”，主要是在这一方面。如果人类的生活不是需要价值和精神的意义世界，那么，把什么典籍作为“经”就毫无意义了。也正是因为“经”对历史中的人们具有塑造和信奉其价值精神之意义世界的性质，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今文经学家对经典的意义阐释总是存在不断开掘其可能的意义空间和价值意义的努力，存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使经学史呈现出一个民族心灵和思想世界的历史。假如有人否认后者，甚至用“真”与“伪”来强调一个经典文本和人物的历史学性质，乃至公然藐视经学作为表达一个民族心灵和思想世界的意义，那么，这样的历史学研究就十分肤浅。至少它不能看着是经学本身。 经学与史学相互为用，所结出的果实如何呢？在北宋灭亡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政治文化情结就是：定都洛阳才标志着正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建东都、武则天建东都，从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来看，建都洛阳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甚至还要付出亡国的代价，那么这些君主为何还要建设东都。这就和洛阳是天下之中，是正统王朝应该建都的理想地点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了。洛阳之所以在古人心目中有如此之高的文化地位，并不是因为其自然条件，而是西周和汉朝统治者为了整合文化而大肆宣传的结果。我们知道，我国文明的起源恐怕并不如古人所说的那样起源于河洛地区，而是多元的。处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处于东南的良渚文化，处于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处于西北的齐家文化，其文明所达到的程度并不比同时期的河洛地带差。这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形态的并存，显然不利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必须经过整合。秦的历史更说明了比军事统一更为艰巨的是文化的认同。所以，西周和西汉的统治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文化的认同。这样，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河洛受命的地理观念就被制造并宣传，成为全体中国古人的常识。 生命科学学院 11310096 赵振宇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dd99d7a1ed9ad51f11df2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