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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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学后感 1167020106 王道勋 体育社会学这门课研究的内容主要有：①体育运动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体育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为制订和实施体育工作的战略、政策、组织和制度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研究现代体育运动高度竞技化、大众化、科学化、商业化的特点以及体育运动中各种群体的性质与功能等。②体育运动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体育运动在丰富文化生活、发挥教育功能、实现人的社会化和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体育运动与生活方式、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及个性形成的关系；体育运动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和国际交往的关系；现代社会中影响体育运动的各种社会因素。③大众体育。研究学校体育的活动内容与发展方向；闲暇与体育运动；生活方式与体育运动；不同职业、年龄和身体状况的个人和群体对体育的不同社会需求;④竞技运动的社会性质与特点。竞技运动是体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产生”冠军、优胜者为目标而进行的献身性运动，而不是以增强体质为直接目的的健身性锻炼，在性质与方向上有别于大众体育。 西方的“自下而上”的体育社团组织与中国“自上而下的”体育社团组织 西方的体育社团组织是由群众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需要成立的，如果该组织适应社会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需要，刚该组织就会不断扩大，甚至会遍布全国。根据管理需要就产生了不同级别的管理组织。不管多高级别的组织都是民间组织。政府只是为这些组织提供良好的环境，一些资金或人力物力或技术上的支持，同时对组织进行监督，但不干预组织的日常管理和运作。当然组织为了更好的发展不仅依据政府的资助，还要自己寻求赞助商。利用这种模式发展体育，体育组织所组织的活动符合群众的需要和兴趣，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群众也乐于参与或资助。这种组织是群众自愿自发的组织起来的，因此他们会主动寻求组织的更好发展。 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恰恰相反。在中国，是领导层的决策者们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设置体育组织，这些体育组织属于政府机构。或是决策者们想当然的认为某些组织是群众们需要的组织，就在中央级别建立总会，而下级政府就纷纷效仿建立相对应的机构。一直延伸到国家政府的最底层。今天的局面就足以说明这一模式的后果。决策者们从国家利益出发，根据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设置一些组织，比如说以前的体委（现在称国家体育总局）就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体育组织，是官方组织。而中华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只是形同虚设，看似民间组织，其实不然，其一把手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二把手分别兼任。各级政府有体育局，都属于政府机关。而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下的各项目管理中心，也可以在下级政府中找出相应的组织机构。这种举国办奥运的体制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而忽略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了增加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牺牲了广大人民利益。真不知道在体育方面增加国际影响力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从而惠及十几亿人民。中国的纳税人用自己的血汗钱养着一个臃肿庞大的机构，而且这个机构的消耗还是异常的大。据计算雅典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拿下32枚金牌，而每枚金牌背后需要7亿人民币的投资。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在准备雅典奥运会的四年间各级政府为竞技体育投入资金220多亿人民币，平均每年就得投资55个亿。这是难以想像的数字啊。而中国在大众体育方面的投资呢？我现在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也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国家的投资中一大部分是来自体育彩票的收入，体育彩票其实就是从广大群众中筹集资金，根本不在国家预算之列。这种形式的筹款方式有效地发动社会力量，是大众体育发展所必需的。但是与对竞技体育的投资相比，是不是对人民大众有点不公平啊。三个代表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不知道这样兴师动众的办奥运会给广大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党章中明确写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中去，提高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那么发展大众体育应该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重要部分。这种举国体育制度是不是违背了党章？可能有人会说举国办体育使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从而提高了中国国际影响力。这一点也不没错，但是现阶段中国还需要利用这种形式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吗。在建立之初新中国背负着“东亚病夫”的帽子，且由于帝国主义对红色中国的封锁，使外部世间根本不了解中国。所以需要利用体育来加大自己的影响力，让世界了解中国。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足以让全世界人民瞠目结舌，纷纷主动的关注中国、了解中国，同时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哪还用得着利用国际大赛的运动成绩还吸引他们呢。所以说利用体育成就来吸引中国人的注意是多余的。利用体育来提高中国的影响力也是多余的。要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必需从根本出发，提高自己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实力。“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因此现阶段举国办体育的体制已经不适合于当今社会了，应该与时与时俱进的寻求改革。真真切切的从人民的利益出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而另外一种决策形式就是决策者想当然的认为群众们需要这个组织然后就实施建立起来。然后其下级也就纷纷建立都相应的组织，到达最底层来组织群众们进行相关活动。在做决策之前决策者们可能会征求一些专家的意见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征求真正了解中国的体育事业且不会溜须拍马的专家，给予正确意见会对中国体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该专家的意见是不正确的或是一味拍马影响了决策者的决策，那么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会起到消极作用。或许还会有些比较官僚的决策者根据不听取专家的意见，仅凭自己的臆断就制订体育的发展路线、方针政府。征求了专家的正确意见且做出正确的决策，也就是建立起的组织真正是群众需要的，那么可能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我觉得在这种高压式的组织形式发起之初群众肯定是被动参与的，甚至会引起群众的抵触情绪。在发现其益处之后才产生了兴趣，由抵触变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所以即使决策符合群众的需要在其实施中也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当决策错误时，也就是决策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么高压式的组织形式可能会使一些群众参与进来，但参与者没有参与热情，一点群众基础都没有，还谈什么光大该组织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呢？所以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尽管决策正确也不如西方“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来得轻松顺畅，更不用说决策错误时了。另外“自下而上”的发展是群众、是社会主动去发展的，所以不需要政府做太多的事，其自会谋求发展从而更大限度的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自上而下”的组织组织模式呢？要投入大量人力制定发展政策、法规，还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为其创造条件。对政府的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浪费且得不到很好的效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0d0345558fb770bf68a55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