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作者：史安斌 来源：《对外传播》2011年第08期 “跨文化传播”的英文名称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更为准确的翻译是“文化间传播”。但在中国，它对应的名称很多：跨文化沟通、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流、跨文化对话、跨文化研究，等等，这反映了对学科的定位还没有达成共识。这门学科是在“二战”后的美国蓬勃发展起来的，以传播学作为其核心，也有来自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参与。但在中国，这门学科的定位始终不够清晰，一开始是语言学为中心的“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沟通”，后来文学和文化学者参与进来，将其拓展为“跨文化交流”、“跨文化对话”或“跨文化研究”，而真正由传播学者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学”尚处在起步阶段。 由于传播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只有短短的30年，仍属于新兴学科，因此在我看来，跨文化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建立和巩固传播学的核心地位——即回归其“传播学本位”。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900多个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教学点，一批传播学博士从海外学成归国加入各大院校的新闻传播系科，再加上国家制定了国际新闻传播的总体战略，因此，我认为，在当前各种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的情况下，“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实现“传播学转向”，回归其“传播学本位”，应当是下一个十年内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 具体来说，这一“传播学转向”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理论框架、实践和方法论。 与传播学乃至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的。为破除这一学术霸权，莫勒菲·阿桑蒂(MolefiKete Asante)和三池贤孝(YoshitakaMiike)等学者相继推出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非洲中心”范式和“亚洲中心”范式。简单来说，“人本主义”(personalism)、“精神至上主义”(spiritualism)、“物质至上主义”(materialism)分别是“非洲中心”、“亚洲中心”和“欧洲中心”三大范式的世界观来源。因此，“非洲中心”范式主张“物质”和“精神”不可分，“亚洲中心”范式主张“精神”高于“物质”，“欧洲中心”范式则主张“物质”和“经验”高于“精神”。 上述这一本质主义的概括延续了跨文化传播“西方范式”中对各种文化的二元划分：即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物质／精神、个人／集体，等等。但基于这种西方范式的理论建构(例如，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论”)能否解释当下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文化身份“杂糅”(hybrid~y)的现状，这些都是学术界在进一步反思的问题。同样道理，在讨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时，我们应当避免再次陷入“中国／西方”或“中国／其他国家(地区)”的二元对立当中。目前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为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中国模式”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产物，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亚洲中心”的二元对立。尽管对“中国模式”、“通三统”等理论模式还可再做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跨文化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不应限于“欧洲中心”还是“亚洲中心”的纷争，也不应当仅仅沉缅于“传统文化”或“国学”的复兴，而应当根据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探索出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从实践的层面来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自实践的强大支撑。“二战”后的美国为了摆脱孤立主义的思维定势，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开展了“马歇尔计划”、“和平队”、“第三世界发展传播”等许多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这就为美国充当这一学科领域的领军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当前中国“大国崛起”语境下，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跨文化传播如何实现与国家、社会的需求和实践的对接?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国家和社会需要学者做什么?学者应该做什么?后一个问题关乎学术体系的构建，前一个则是回应实践的需要。对于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来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前一个，这个问题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对外传播体系，近年来又进行了令世界无比艳羡的巨大投入，但效果不明显。“三鹿奶粉”丑闻和上海襄阳路大火几乎可以抵消“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智利成功地利用解救圣何塞铜矿39名矿工进行了一次事半功倍的“国家营销”，而山西王家岭矿难成功解救了115名矿工，却由于国内媒体的“颂圣”型报道而导致国际舆论更为负面的评价，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与前面提到的学科定位问题不谋而合，即强调语言和文化为核心，忽视传播本位。 在这个传统思维的引领下，我们以为跨文化传播就是语言、文化、营销、广告，或者是包装，或者是形象设计，但是恰恰忽略了一个核心环节，就是新闻和舆论。我们的孔子学院宣传中国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但是外国人在新闻媒体上、在网络上获得的恰恰是相反的信息。所以，让跨文化传播在中国回归“传播学本位”，也是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变革，尤其是为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变革，提供更为强大的理论支撑。 从传统上看，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完成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双重使命，即向国内受众报道国际新闻，向国外受众报道中国新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看还要加上一项新的使命——“向世界说明世界”——即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国际舆论场中获得首发权、话语权和阐释权，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新闻和外宣工作者具备跨文化传播的素养和能力。 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全国设了这么多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教学点，但“跨文化传播”不是专业核心课，反而是外文系、国政系的学生被要求学这门课，这一方面说明，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置还缺乏全球视野，不能适应全球传播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研究还没有及时回应来自新闻传播实践的要求。 最后，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会唤起我们对西方中心的学术规范的反思和内省。目前我国的跨文化研究有两种取向：以历史研究为核心的批判取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0d730961937f111f18583d049649b6648d709b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