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命案检验的制度反思 一、郧西余琼芳案的发生、审理与检验 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郧西县余琼芳作为首事赴局收捐，因与局内干瑞堂等人发生口角被拳殴脚踢致命。然而干瑞堂等却贿买药方，捏称余琼芳病故。余琼芳之子余锡五具禀到县，被知县谢翼清劝称，听闻余琼芳因病身死，饬令余锡五埋葬，掷禀不收。余锡五情急赴郧阳府控告，知府承禄委派知县彭世翰会同谢翼清确切验明。随后，二人分别带仵作伍友、任福同往验尸。仵作二人验明余琼芳左后胁软处脚踢伤一处，通过银针探试咽喉，最终的结论是余琼芳生前有伤有毒身死。彭世翰未详细辨明，填格详府，谢翼清则坚持余琼芳实系病死。十二月初，知府承禄提审后，因尸格填写有毒，必须查明毒情。相关人证畏刑混供灌毒致死，熬审之下，干瑞堂等先后承认。 次年四月，巡抚彭祖贤等因伤毒含混，供情多疑委提人证来省审理。干瑞堂等因诬认谋毒，到省后希图脱罪，坚称余琼芳因病身死。随后，余锡五不忍蒸检其父尸身，被迫出具因病身死具禀。众人证亦皆称无打架口角情事，愿当堂具结。九月，湖南巡抚卞宝第等将此案审理情形上奏，至此余琼芳因病致死几成定论。之后，御史屠仁守根据传闻上奏，对案件事实及审理提出了质疑，朝廷随即下令卞宝第复审，要求其详加检验，以成信谳。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总督卞宝第调来仵作李炯详，开棺验尸。仵作李炯详虽然验得无受毒形迹，系下部虚软应伤，但部分细节与《洗冤录》记载不符，未能予以合理解释，因此并未坐实死因。卞宝第亦提出质疑，并请求旨饬刑部选派仵作复加检验。御史屠仁守得知后，则要求请旨另派大员查办或者提京验讯。二月，上谕派工部侍郎孙毓汶等查办此案。孙毓汶指派京城随带仵作荀义，再次检验，最终的结论是因下部虚软处受伤身死，并无中毒情迹。以此为突破口，至闰五月，孙毓汶等拟定余琼芳案按律分别定拟折上奏。六月，内阁侍读学士邓承修因对死因质疑，提请解京复讯。清廷随即要求刑部将全案供招，详细复核具奏。七月，刑部复核后上奏，认同了孙毓汶关于伤痕检验的结论，至此，案件基本告一段落。 二、命案检验参与主体的专业性风险 郧西余琼芳案审理之曲折，固然存在刑讯逼供的因素，但源头在于司法检验。余琼芳之死因成为各方据理力争的焦点，也给予少数人以可乘之机。虽然有清一代，司法检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晚清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司法检验制度，但从余琼芳案来看，司法检验的专业性问题是该案发生的根本性原因。 从仵作角度出发，参与初检的两位仵作，在银针测试有无中毒过程中，存在严重误判，将余琼芳最终认定为有伤有毒。此次初验并未明确余琼芳的死因，到底是因伤致死还是因毒致死，亦或先伤后毒，并无定论。就初检而言，尸身尚未出现腐烂，加之两位仵作共同进行，仍不能得出基本结论，州县所派仵作的专业水准令人怀疑。初验的游移直接造成了案件审理方向的偏差，并导致仵作李炯详对尸身的蒸检。一方面，仵作李炯详作为卞宝第专门从外省调来的谙练仵作，既说明蒸检本身的高度专业性，也表明在司法检验实践中，掌握此类检验技术的仵作并不多见。另一方面，虽然仵作李炯详确定了受伤位置，但此次检骨的结果却与《洗冤录》存在差异，而仵作李炯详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反而因与初验不同导致卞宝第奏请刑部派仵作前来检验。至此，初验与复检均未能达到还原真相，令人信服的目标，这与地方仵作的专业水平是有直接关系的。与之相比，京城仵作荀义则展示了高水准的专业素养，不仅通过检骨确立了余琼芳的死因，而且对相关质询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并最终使得冤案得以平反。从官员角度出发，彭世翰的错误源自其对仵作所验并未详细辨明，根本上仍旧是专业水平不足的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谢翼清，出于消弭命案的目的，对检验结果屡屡提出质疑，企图蒙混过关。而负责复检的卞宝第，固执于对《洗冤录》细节的斤斤计较，对检骨成案等视而不见，亦未能深入研究其内在机理，同样未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作为钦差的孙毓汶，通过与仵作的深入交流，借助检骨成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4218d20677d27284b73f242336c1eb91a3733e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