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与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双重探索:评《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
说明：文章内容仅供预览，部分内容可能不全。下载后的文档，内容与下面显示的完全一致。下载之前请确认下面内容是否您想要的，是否完整无缺。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与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双重探索:评《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 作者：吕小康 来源：《心理研究》 2020年第4期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ＴＪＪＸ１８－００１） 通讯作者：吕小康，男，副教授，博士。Ｅｍａｉｌ：ｘｋｄｏｇ＠１２６．ｃｏｍ 吕小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摘 要 《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是国内学者在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及其对应的心理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进行双重探索的代表性成果。书中明确指出心理建设不是“治病救人”，应进一步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来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本质目的，从而纠正把社会心理治理理解为“心理健康服务”的简单化发展取向。这对今后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全面发展具有指向性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 社会心理服务；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政策科学 近日读完辛自强教授的新著《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深觉这是一部直面社会现实、具备宏观视野、旨在问题解决的心理学专著。尤其是在我这种纯社会学背景出身，且一直致力于承续“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之学术志向的研究者看来，更觉亲切怡人，有一种“初心”唤起的阅读功效，并愿不揣冒昧而做出“同行评议”。这里的“行”字兼具“同行（ｈáｎｇ）”与“同行（ｘíｎｇ）”二义，既指职业同行又指研究同道，是客观身份与主观认同的有机统一。 现代心理学通常自称为一门行为科学，以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为己任。这是一种高度抽象、具有“领域通用性”的定义形式。但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它仍需要去结合社会与历史的实际，发展出更具“时代特殊性”和“领域特殊性”的实践形态。在当下中国，这两种特殊性的体现其实可以合二为一，这就是《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一书提出并展示的价值取向：有效响应国家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重大需求，为相关政策和实践提供学理思路和科学依据（辛自强，２０２０）。这是一种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本土情怀和实践品格的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它不止于对人类内在心理规律进行“黑箱式”探索，也不止于在个体和微观水平上对所谓的“人类行为”做精细化阐释，而是致力于在社会宏观尺度上利用客观心理规律去改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进步，从而使心理学在传统的心理咨询、心理健康这种健康领域创造的贡献之外，另行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社会服务空间。用辛自强教授自身化用的《中庸》之语，就是要做到“尽精微而致广大”。这种心理学应“精致而不失力度”，要达成从“知心”到“治心”、从知识到行动、从学术研究到社会服务的有效转化。因此，这种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是一门追求真实世界中的社会影响力的政策科学，而不是探索生物学水平上的基础心理规律的行为科学。 但是，由于现代心理学深受生理学和物理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的影响，一直以追求成为一门自然科学化的行为科学为奋斗目标，以求产出适用于所有人类和所有情境的“硬知识”，从而形成了心理学所谓的“物理学艳羡”（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ｎｖｙ）或“自然科学艳羡”（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ｎｖｙ）情结（Ｈｏｗｅｌｌ， Ｃｏｌｌｉｓｓｓｏｎ， ＆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４）。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脑科学研究技术的发展，这种趋势逐渐强化，以脑电与脑成像技术进行的脑科学研究占据了心理学研究的前沿制高点，成为国内外院校和诸多心理学科研机构的“核战略”与“重武器”。这一学科发展路线虽极大推进了国内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国际化水平，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心理学学科的多元想象力。实际上，处在特定历史与文化脉络中的人类，具有很难还原于脑机制和生理机制的复杂心理内容及其行为表现。尤其是文化心理现象和集体行动特征，更多要依靠非自然科学化，而是社会科学化甚至人文学科化的参与式理解和体验性诠释，才能加以合理解释与预测。如国际层面的种族歧视、恐怖主义、民粹主义问题，又如国内的“仇富”“仇官”心态，以及弥漫于社会的集体性焦虑感、空虚感、失落感问题，其产生虽有特定生理基础，但其解决方式一定需要通过非生理化的社会化路径。否则，岂非只有通过漫长的“自然进化”或人为的“基因编辑”这种“根本方案”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这种纯生理化的人类图景想象，是人性的彰显还是人性的窒息？在人类物种的最终结局展现之前，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必须要有超越生物学水平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解释，才能充分地展示人类内在心理世界和外在行为倾向，这才符合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群体之所以为群体、个体之所以为个体的基本事实。 为此，必须发展一种独立于自然科学取向和生理化使命的心理学。但是，这种心理学也不能完全重返传统的“哲学心理学”路径。哲学心理学虽与生理化的心理学在风格上具有“肉眼可见”的差异性，但在一点上仍有本质相通：它更多仍是个体心理学而非社会心理学，只是它的个体性主要体现为个体的思悟与体验，主要解决的是特定时代与情境中的个体的主观意义问题，较少能够直接自发演化出对社会行为具有强制性约束或引领作用的集体行为规范。这可能也是传统中国文化心理学思想的一个先天不足：如果一切社会行为，都要先归结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种微观化的“向内用力”，如何从逻辑上保证个体的“心”“意”“知”之间具有社会交流的可能？个体化的认知与体验能否在异质性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无损”传递，或者是以何种形式何种规律进行“有损”传递？这是体悟式思辨化的哲学心理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必须结合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加以客观把握。因此，尽管传统中国文化心理具有本土亲合性的哲学气质，依然需要经由科学心理学的“逻辑加工”，才能有本质性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完成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的质的飞跃，并以其客观的社会成效而不是空洞的口号说教来彰显中国文化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 站在这种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辛自强教授提出的“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学科构想和“由心而治”的理论想象，可谓正当其时。社会既需要“硬知识”，也需要“软知识”；既需要“硬科学”，也需要“软科学”；既需要“硬治理”，也需要“软治理”。同样地，心理学既需要个体心理学，也需要社会心理学；既需要作为行为科学的心理学，也需要作为政策科学的心理学；既需要接轨国际前沿、解决终极问题的脑科学，也需要结合国情、解决“烟火问题”的治理学。不论我们对这种社会治理指向的心理学冠之以“社会治理心理学”还是“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的头衔，其实质都是统一的：科学有效地发挥心理学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功用。而且，这种心理学在当下的一个重要切入口，正是作为国家战略提出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这是一个以中国社会为实验场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心理学界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界，应当及时调整范式方向，走出“心理”小世界而走入“社会”大世界，增强心理学对社会现实的回应力和改造力，从而更强有力地证明自身的学科价值。这种学科使命感，其实正是对“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之学科传统的回归和光大。 人们常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战略比战术更重要。这其实说明了学科发展方向问题的重要性。面对“社会心理服务”这一前无古人的政策性实践，如何在一开始就寻找到更贴近中国现实的发展方向，显得尤为迫切。在这方面，我尤其赞同《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一书中反复阐明的一个核心观点：社会心理服务不是“治病救人”，不能用医学化、咨询化的个体心理问题解决方式去解决社会心理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社会心理现象并不是个体心理现象的简单集合体，而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创生性和突变性。一如周晓虹（２０１４）所言，“中国体验，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心态研究，涉及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将实验室或亚社会情境中的个体或小群体的社会心理研究，转移到宏观的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研究。”新范式下的社会心态培育，意味着所有可行的心理技术一定要从“社会”立场而非“个人”立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不是个体健康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与运用。事实上，很难相信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可经由把每一个人培养成心理健康的个体这种技术路线而达成——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心理还原论，类似于古代道德政治学说中“把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归结为道德的是否净化，人心的是否浇漓”（张晋藩，２００５）的主张。而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术，这一做法极有可能重蹈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窠臼——“以道德替代技术”（黄仁宇，２００４），即先把社会问题归结于个体问题，再把个体问题归结于心理问题甚至更狭义的“道德问题”。这种做法的弊端已经在过去的社会实践中充分显现，必须加以警惕。 为此，必须重申一点：个体心理健康并非社会心理健康和社会整体健康的必要充分条件；社会心态培育这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战略目标，从一开始就需要突破个体心理学的咨询化医学化思维定势，它虽不排斥但不能拘泥于个体心理健康的相关技术路径与判断指标。简单地说，它需要一种更为综合化的干预路径，需要更多诉诸于来自现代公共治理和社会治理研究得出的治理技术，并结合人类心理、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等不同层次的心理规律，从而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最优政策效果。或许暂时没人可以预见这种综合性干预模式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一定不是心理健康技术的简单延伸，正如社会并非不同个体的简单集合。《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一书中提到的各种实践方案与干预策略，正可视作是这种“破局”之旅的可贵探索。 总之，我们应当进一步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制高点来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本质目的，据此提出并验证与之相关的各类社会心理治理主张；同时，也要纠正把社会心理治理理解为“心理健康服务”的简单化发展取向，而应回归到“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应用”这一综合性发展路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具有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与心理学学科体系进行双重探索的时代历史特征。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家甚至所有心理学家而言，大幕渐启，盛宴将至，但你我并非“吃客”或“看客”，而是“炒菜者”与“上菜者”。我们的所有努力，将交由人民群众这一最广泛、最公正、最明眼的评价者做出最终判断。愿与所有从事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与实践的同行共同做好这道“世纪大餐”，将“以学术回报社会”的学者初心，回赠时代与人民的相盼热眼。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69f9f3c122de2bd960590c69ec3d5bbfc0ada2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