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气“东方”凭什么要去接地气——中国东方歌舞团推出首部舞剧《兰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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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气“东方”凭什么要去接地气——中国东方歌舞团推出首部舞剧《兰花花》 作者：慕羽 来源：《艺术评论》 2016年第11期 近年，改制后的中国东方歌舞团不仅继续保留着“描红”传统，还越来越有关照传统的胸襟了，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牌”打得很是丰富。只不过，东方歌舞团一直走的是主题歌舞或舞蹈晚会模式。在“全球在地化”的时代，如果要看爱尔兰的踢踏舞、美式爵士舞或是非洲的土风舞、西班牙的弗拉门戈，在“原汁原味”和“东方描红”之间，凭什么让观众选择看“东方人”跳呢？“东方”的转型势在必行，他们自己将这一走向称作“回归”。“回归”，这个词很好，回到脚踏实地的中华乡土大地，回到“东方”本来的一种样子，而且靠的不是去编织美丽的民族歌舞或描红秀场，他们要另辟蹊径——举全团之力做舞剧。 所以当获悉东方歌舞团要在2016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上推出他们的首部舞剧时，确实引人期待。不过，也有一些担忧，因为中国历来舞剧高产，却缺乏那些真正兼具传统特色、美学突破和人文意义的上乘之作。 中国主流舞剧创作路径基本上循着一个规律，即在艺术和国家政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所以最近几年创作的热点基本集中在“中国梦”（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国家级战略）和“长征”（长征胜利80周年）上。这些题材确实值得艺术家贡献他们的智慧，但艺术靠的不是直接的宣教，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潜入人心。另一方面，“合槽”的路数导向也使“雷同”的几率升高。 所以主流舞剧中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在“命题作业”中还能够进行艺术创新的作品，以及那些从民族文化土壤中自然生发出来的探索。尽管寥若晨星，却十分宝贵，东方歌舞团的舞剧《兰花花》便具有这种品质。他们没有选择跟风附和“热点命题”，而是经过8年的沉淀（2009年东方歌舞团曾与陕西省志丹县共同创作过陕北信天游歌舞剧《兰花花》），扎扎实实地拿出了自己的舞剧首秀——《兰花花》。尤为醒目的是，东方歌舞团在组建创作班子上不拘一格，除了邀请业内知名舞美家、作曲家名家参与，并与“东方”的艺术家共同协作外，在舞蹈编导上“东方”全部启用了本团的创作骨干，横跨老中青三代，并没有顺应当前广泛“邀约外援”或基本依赖外援的创作方法。由唐文娟、周莉亚、李铭佳等几位舞蹈编导共同参与创作一部舞剧作品，最重要的是就是必须做到“合而为一”，这是一个难题；舞剧版《兰花花》如何舞出生动传神的民间人物，为耳熟能详的文学和音乐形象增色添彩，这是第二个难题；当代创作的《兰花花》如何兼具民族性、地域性和世界性价值这是第三个难题。因为类似的题材舞剧中不胜枚举，想要在探索中取得突破是一个难题。舞剧结构：时空交错 音乐交响虽然就舞剧创作而言，20世纪中叶后，已经有不少世界级大师为我们证明了舞剧不必依附于音乐。因为舞蹈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不一定要与音乐“合拍”。但是，对于舞剧《兰花花》而言，使舞剧音乐与身体语言达成默契却是十分妥帖的创作手法。那从黄土高坡飘出来的信天游《兰花花》纯朴高亢，早已回荡在观众心间。不过主创人员没走寻常路，而是大胆采用了旋律感极强的交响乐，并配以戏剧化的音效，人声、鼓声、鞭打的声音，而荡气回肠的信天游萦绕其间，不只为舞剧锦上添花，还影响了舞剧的结构、特征和气质。信天游是特色，融入交响乐中又不张扬，使该剧的艺术性达到了一定高度。舞剧从一位老人的回忆展开，把我们带入了“兰花花”的爱情往事中。序幕以情境浮现、时空交错的方式，三束追光让主人公们进入了观众视野。整部舞剧时空交错的结构已见端倪。那定情的红盖头借助多媒体，虚虚实实，就像长了翅膀，抓不住，拿不稳。 值得一提的是，全剧倒叙一以贯之，现实时空穿插入故事发生的不同场景中，跳入跳出却不跳戏，虽然只有老人的独白串场，但时而悠扬高亢，时而粗犷苍凉的信天游唱响，思绪也随之起起伏伏。我非常担心舞剧的四个场次被“黑场”戛然分隔开，除了个别场景变化在技术处理上，还有待更加“无缝连接”之外，总体上《兰花花》中唱出来的串场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唐文娟编导），民间的乡音非常浓郁，“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往人心里钻。年轻激扬的歌声与苍老的身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躬身、捶胸、低头……而且老人不风格化的舞蹈动作、生活化的戏剧行动与往昔岁月中的舞蹈也形成了另一种对比。 我也特别害怕看到舞剧把故事梗概生硬搬上舞台，或是直接将文学语言3D打印式地呈现在舞台上。但《兰花花》的场次间隔处，信天游的歌词构成了意蕴深远的文学意境，与随即展现于眼前的充满想象的戏剧空间相得益彰。 我还很忧虑中国当代舞剧创作中“为舞而舞”的编排，但《兰花花》尽可能地让表演舞具有了情节舞的戏剧性。在第一场热闹欢腾的社火表演中，我尤其被那群“茂腾腾的后生”给感染了。他们在安塞腰鼓中敲出了生命的沸腾；而我们的男女主人公兰花花和杨五娃都置身在各自的秧歌阵里，顾盼神飞；其后双人舞与群舞的动静处理，凸显了男女主人公沉浸在爱情中的美好；在第三场杨五娃大闹童养媳婚的现场，他藏匿在参加喜宴的众人中，与财主周旋。这段群舞烘托的是两位当事人紧张的心理。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杨五娃的出现，既是现实的，也可能就是财主的幻觉。随即，20位女子扭着陕北秧歌，活泛花俏地舞动着手绢花，也加入了看热闹的人群，斗酒男与手绢女的喜气洋洋却反衬出男主人公心如刀绞。 现实题材舞剧的浪漫主义手法整部作品的舞台设计摒弃了豪华路线，简约且极具想象力，多媒体的使用也没有极尽夸张之势，加之道具使用上的灵活多变，让整部舞剧充满了灵动的现代感，却又十分贴近人物形象的塑造。第三场开头倾斜的窗户，预示着兰花花的人生就从此倾斜了，失去了支点。第二场的大块红布与第四场的大块白布，既是意境的营造，也是空间的区隔，前后映衬更增添了戏剧性。可以说，就像信天游一般的自由比兴，舞剧《兰花花》将这种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渗透进了现实题材的舞剧创作中，在国内同类舞剧中显得十分独特。 整部作品的戏剧焦点是“婚礼”，通常舞剧中都会浓墨重彩地表现“喜宴”，因为这样可以有足够舞动起来的理由，似乎任何让人眼花缭乱的民俗舞蹈都有了发挥的空间。《兰花花》的诉求绝不在于此，这段戏被命名为“闹婚”，而小少爷的出场和意外死亡，婚礼也从“喜事”变为“丧事”，情节的转折使婚礼的几段表演舞具有了强烈的戏剧性。婚礼空间的表现，编导则使用了长条凳作为隐喻，使其不只是作为生活“道具”，“舞剧”语言因此发展得形象而微妙：若干长条凳聚拢时，它似兰花花的婚床，承载了兰花花婚礼前痛彻心扉的独白；其后，它又将众人带到了婚宴酒席、拜堂通道；而财主失手砸死了自己的儿子时，长条凳又成了意外的凶器。 如果说第三场“闹婚”还是现实主义的舞剧场景，只是融入了虚实相生的心理时空的手法；舞剧的第二场“美梦”——实则“梦婚”，第四场“殒命”——媒婆的“梦魇”、男女主人公的“冥婚”等几场戏的整体基调都是关于“梦境”的舞剧心理美学表达。 “梦婚”中展现的是杨五娃放羊时做的美梦，与兰花花的卿卿我我似乎只有羊群来见证，小羊群舞营造了柔和的浪漫氛围，引得两人跳起了抒情的双人舞。这时，比红盖头还要大的一块大红布更渲染出梦中婚礼的喜庆，还引出了一大群虎头虎脑的男子群舞——小虎头舞。在民间，虎头帽可是很多人一生中戴的第一顶帽子，辟邪吉祥。红盖头一揭开，兰花花竟然装扮成了一只鸡……幽默可爱，然而梦境越美好，现实越残酷。两人等不来现实的婚礼，在第四场中的一段双人舞就展现了杨五娃与逝去的兰花花的幻境冥婚。兰花花的身体重心完全跟随杨五娃的引带，让人悲从中来，情感宣泄到极致的两段双人舞成为整部作品以舞讲故事的叙事性的内核。舞剧的“人文标尺”据说，兰花花被比喻成“西北高原的维纳斯，是黄土高坡男人女人永远的爱”。说实话，我并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不过，恰如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神话体现了普通民众对俊男美女相爱的美好愿望一般，“兰花花”从真实故事衍变为文学，再转换为多种不同的艺术形态，确实寄托了中国人最朴实的爱情观。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舞剧《兰花花》强化了角色的内心抉择，又增加了不可抗力的命运捉弄，便使该剧具有了不一般的特质，未完全“模式化”。舞剧第三场“闹婚”中小少爷的出场和意外死亡，使整出悲剧发生了质变，所有当事人皆被牵扯其中，都成为不幸之人。而本已逃出苦海的兰花花却误食毒馍的情节设计，更让人慨叹世事无常！ 比较意外的是，媒婆作为一个配角却是该剧中一个非常出彩的角色。她出场不多，且常常都以一种舞蹈化哑剧作为自己身份的标签。在第四场的“梦魇”中，编导巧妙地运用了服装的前后面向，让兰花花、杨五娃、小少爷、财主这几位悲剧人物都换上了背面是鬼魅的衣服，同时向媒婆袭来。如何让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反面形象”产生“自省意识”，这段“梦魇舞”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这种意识并非根源于良心发现，而更像是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的因果报应左右，与人物身份极为贴合。 但总体来看，舞剧《兰花花》仍遵循着某种“套路”。因社会外因而导致的包办婚姻的悲剧一直都是中国舞剧热衷的题材，在人物关系设置上基本不用费脑，甚至被学者称为中国舞剧的“兰花花情结”[1]。其实，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舞剧——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舞剧《关不住的女儿》也是类似题材，但被处理成了社会喜剧，张扬着平民阶层穿越时空的人性力量。 当然，中国社会问题终究不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恋观从未在中国消失，当代甚至以新的样态依旧存在着。如果换成今天的话来说，“理解父母，换位思考”的婚姻自主当然要比过去压制人性的“专制”和“愚孝”强。该剧第二场除了甜蜜的“梦婚”外，还有撕心裂肺的“抗婚”。这段四人舞以父亲给女儿下跪结束，两位有情人的抗婚彻底失败……这是东方女性的隐忍，更是东方女性悲剧的肇始。 尾声，在老人的回忆中，兰花花的往事已向岁月深处飘去……他“看到了”多对恩爱的“兰花花们和杨五娃们”终成眷属，一阵幽幽的“浪漫主义”暖意涌上心头。到此，作为一个悲剧，舞剧已经很完整了。但是，或许为了让这一幕出现得更为合理，编导还用上了一大幅字幕来提示，意味着由于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婚姻条例”，婚姻自主的愿望终成现实。多了这幅字幕，虽多了彰显今天幸福感的用心，但由于宣教味道过重，却使舞剧《兰花花》的结尾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了。 功夫还是应下在“人文标尺”上，经典故事的当下意义到底是什么？就像“父权”和“父亲”两个词的区别，不仅仅是“反封建”就能承载的，当文化批判杂糅进温情的乡土情结，人性往往才被激发出来。当然，这并非是舞剧《兰花花》的问题，恰恰反映了当前中国舞剧思想深度危机的现状。体现在编创技法和舞台设计上的“当代化”的实现，只能是第一步。“人类共同性”的内核才是更关键的一步。“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跳中国舞步”的这种说法显然是面向世界的提法，因此我们的艺术更需要体现出“人类性”。《兰花花》舞出了“东方做舞剧”成功的第一步，还是值得祝贺的。其实，“包容”本就是“东方”的传统，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的未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0111f97541252d380eb6294dd88d0d232d43ca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