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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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 黑格尔以希腊哲学传人自居,认为哲学肇始于西方,中国哲学缺少“规定性”,孔子是一个生活的智者,算不上“思辨哲学家”,其思想不过是一种“道德哲学”,此言一出,引起“中国有没有哲学”的百年之争。 判断一个学科能否成立,其标准必须依“学理与需要”而定,不能依“人为预设”而决,但凭“西方标准”来评判东方事务,还会听到“中国有没有绘画?”、“中国有没有音乐?”、“中国有没有科学?”的争论。如果说科学仅指西方近代的自然或实验科学,李约瑟和爱因斯坦也曾相继质疑,“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缺少欧洲近代的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李约瑟则以“李约瑟之谜”,把问题留给后人评说。 争论有无“哲学”不在其名,而在其实。中国起先并无“哲学”这个名称,日本人西周氏在1837年翻译“儒、释、道”经典时,组合“哲、学”二字,首创“哲学”一词,借代philosophy之意;至1914年,北京大学首设哲学门,后改为哲学系。其实,在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中,philosophy呈现出个性化差异,但其本质属性则具同一性。早在16世纪,就有西方人把中国的“义理之学”等同于西方的philosophy。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巨子,更是对中国哲学赞不绝口,“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三千年以来建立的,极富权威,应该远在希腊哲学之前”。 即便对东方缺乏深知,黑格尔也从未说“道德哲学”不是哲学,他认为,中国的《易经》、《老子》和“理学”,类同于希腊的“理性”体系,与印度哲学、希腊哲学一起,并称为古代三大哲学系统。“中国人也有一种哲学,它的初步原理渊源极古,因为《易经》是一部‘命书’,讲到‘生灭’,其中可以看到纯粹抽象的一元和二元概念;中国哲学似乎和毕达哥拉斯一样,从相同的基本观念出发,承认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 如果说黑格尔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那么,雅斯贝尔斯则把哲学从“欧洲中心论”中解放出来,认为哲学不是古希腊人的专利,而是一种普遍遵循,以探究“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思想范式,这里的“是”,或“真”或“善”或“美”!所谓“真”,乃知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人的理性超越知性而探寻“真本身”:“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成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中国的道家”回答了“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本体论。所谓“善”,乃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人超越理智而探寻“善本身”,“中国的儒家”回答了“什么是善以及善之所以成其为善”的问题。所谓“美”,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人超越功利而探寻“美本身”,“中国的美学”回答了“什么是美本身,以及美之所以成其为美”的问题。康德认为,凭借知性和道德的实践理性,永远不可能把握“物自体”,只有审美才能架起通向“物自体”的桥梁,与之相应成趣,中国的古典美学,以毫不逊色于柏拉图“彻悟美之本体”的境界,成就了中国哲学的博大气象。 中国古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性命之原,原人境之美”,早于孔子一千多年,就有《周易》、《尚书》和《诗经》三大经典,其中,《周易》从自然现象的变化,洞悉趋吉避凶的法则;《尚书》从帝国朝代的兴迭,明了“天命”的基本趣旨;《诗经》则通过叙展正义与仁慈,反映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中国哲学萌生于斯、发端于此,及至春秋战国,以老子《道德经》为标志,中国哲学正式登堂入室,此后悠悠两千余载,儒家、道家、佛家此起彼伏,暗通款曲,和融共生,终得“三分天下”格局,其主流之儒家思想,关注现实世界里的理想人,试图建构现实的社会秩序,教化怎样做圣人,儒家、释家、道家都认为“人人皆可称圣、成佛、得道”,过高估计了人的自觉。若以现代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与逻辑学相一致”来透视,中国哲学重现世,重主体,学以致用;偏社会科学,缺乏形式逻辑,属无意识的思想片段,知识论不发达;辩证思维和审美直觉十分精致,彰显哲理、史慧、诗心互惠贯通的诗性特质。而西方哲学则关注理想世界里的现实人,重超越,努力构建一个虚无的天堂与地狱,起点在虚无,立足于现实,承认人的罪性,不是自觉追求做圣人,而是追求制度规范下的好人;西方人生哲学不如中国,重意识思考,重客体,偏重自然科学,大体以“知识”为中心展开,学以致知,有反省的知识论,有分解的本体论,有精致的逻辑思辨。 追本溯源,古希腊的哲学原意是“爱智慧”,所谓“爱智慧”,源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爱智之学”均试图构筑起一个圆满的解释系统,完整而根本的解说一切,足以让人“安身立命”。事实上,早在三世纪前,“爱智学”就中断了,希腊哲学历尽辗转,而成为东罗马(属亚洲而非欧洲)的珍贵遗产!罗马人原本不懂希腊文,直到十字军东征,才发现了这些希腊“古董”,才有了拜阿拉伯人为师的“东方主义”思潮,才有了“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欧洲人并没有古希腊“神学时代”的遥远记忆,“发现希腊”与“发现东方”是同一回事情。那么,中国有没有“爱智之学”?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似乎并未深谈“爱智”;中国历来“文、史、哲”不分,似乎只关注论证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因是之故,每每论及哲学,总会念想起西方哲学“概念、判断、系统”的一体化特质。实质来看,“爱智慧”并非专属古希腊,而是每个民族文化题中应有之意,乃是人类普遍的本能诉求——孔子办教育,不仅“爱智慧”,而且反思“智慧”;“仁义礼智信”,“智”居其一。 众所周知,哲学核心是本体论,与“本体论”相近,还有“形而上学”、“逻格斯”等范畴。所谓“形而上学”,意指研究器物形体之上或之后终极本体的学问;所谓“逻各斯”,源于赫拉克利特,秉赋宗教意蕴,乃是指一种宇宙精神、宇宙理性或“圣子”,包括规律、本体和本源。谁说中国没有本体论?孔子的“仁”、老子的“道”、《易经》的“太极”、朱熹的“理”,围绕这些“本体”的“体用之辨”,不是“本体论”又是什么?谁说中国没有“逻各斯”?中国儒、释、道都讲“道”,老子的“道为天下母”,玄学的“以无为本、以无为体”,宋儒的“无极而太极”,这些中国之“道”,类同于“逻各斯”,意含规律、本体和本源,这种中国的“道中心主义”,不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吗?谁言中国没有形而上学?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器”是形而下的经验物体,中国几千年前的“形而上”与“形而下”、“超验”与“经验”的二元对立统一,以及“一与多”、“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思想,曾引起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惊呼,“易学原理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同,都是把“数”看成宇宙的本体”。 事实已充分证明,“本体论”排斥理性,人类“数学、逻辑、科学”等理性工具,永远不可能认识宇宙“本体”,反而构成了屏蔽“本体”的重重迷障,几百年来的西方哲学,试图以理性来认知本体,无疑走入了死胡同,可惜西方至今尚未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还以为理性思考的深度和力度不够! 笔者以为,东方宇宙本体乃“心物同一”的思想,对本体的认知更具真理性!这里的“心”,并非意识形态的思维心,而是消弭了意识与潜意识分裂的统一心体;这里的“物”,并非某种具体的物质要素或单元,而是所有物体的深层内核,乃是指即便科学走到极至,能够实证某种层次的具体物性,却也永远抵达不了的本体性态。地球上任何具体的自然人,都能亲证、亲见,实证、体悟,刹那映现那宇宙本体的整体性态;本体融彻一切时域,人类心体原本与之无条件重合同一,只是因为人之降生,分而裂为意识与潜意识,才屏蔽了本原,只有弥合意识与潜意识的分裂,至简本体,才会与心体同一刹那整体显现。 孔德把欧洲历史分为神学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宣言,把神学婢女解救出来,开启了欧洲的“哲学时代”;康德率先清理理性,发起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成为“哲学时代”的分水岭;黑格尔出于对康德的某种反动,复归希腊的“形而上学”精神,引致“什么是哲学”的理论困境,标志着欧洲哲学时代的终结。其后二百年,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潮,沿着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狂飙,特别是19至20世纪,哲学王国多元化拓展,“拒斥”黑格尔成为了哲学主流,从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到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哲学,再到美国的实用主义,把科学主义引入哲学,西方开始了全面反思“本体论”,彻底颠覆“形而上学”,无情否定“逻各斯中心主义”。 实证主义认为,“本体”可以被“实证”,传统的本体论不过是一种逻辑性建构,尽管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在逻辑上自洽自足,但在实证主义者面前却失去了“合法性”。维也纳学派的维特根斯坦,更加不客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误用、理智的昏迷”,哲学根本不该研究那些东西,而应该回到现实生活。 除了实证主义的颠覆之外,反理智主义从另一维度,对“形而上学”进行无情消解。尼采反对以理性去追求、用逻辑去构造所谓的“本体”,主张充满矛盾和痛苦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上帝已经死亡”,“超人”出世,以“权力意志”来抗衡理性对肉体的忽视。尼采连同本格森的生命哲学,一起汇成反形而上学的思想浪潮,其中,20世纪的重镇是海德格尔,他全盘否定从希腊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用“存在论”取代“本体论”,认为传统“本体论”错在无止境的追问本体“是什么”,而把“存在者”当成“存在”,造成了主客二分,导致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统治下的抽象思辨,虽说引爆发了知识论,却也造成技术对意义的消释;他反对逻辑分析主义利用“语言分析”代替“传统思辨哲学”,主张消解逻辑的语言,强调“诗”的语言,“诗”与“思”使人进入“栖居”并澄明其意义,海氏的“存在”是一种意义和境界。从尼采“上帝死了”,到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再到当代德里达对“逻各斯中主义”的消解,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深陷空前危机。 纵观当代的文化思潮,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似乎风光无限,不禁要问,彻底否定了“形而上学”之后,人类该靠什么大道理来“安身立命”?于是,在一片“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解构”声浪之中,深感价值虚无的人们,又呼唤“重建形而上学”,黑格尔幽灵魂去不远,却又姗然回顾,但此时不再以“黑格尔标准”的思辨哲学,而是以维柯式的“人类形而上学”,也即“文化哲学”形式,重新粉墨登场。 从“理性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近两百年来,西方哲学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轨道。身处全球化的中国,今天也被定格于这个上升螺旋,出于对集体主义的本能恐惧,出于对极权消失的欢欣雀跃,当人们信心满满投入个人主义的怀抱时,蓦然发现,在社会的丛林法则之中,竞争如此残酷,人性如此败坏,不得不大声再呼拯救,于是,温情脉脉的孔老夫子再次向我们走来!他老人家试图“以知识拥抱强权”,挽乱世于即倒,可惜一生落寞,求权未果!不要苛责于夫子,他身怀救世之心,从不放弃原则,不向王权妥协,不做御用工具!然而,孔子的后继者们却不再高尚,不再身怀救世之心,个个只呈显达之能,向权力抛媚眼,做权利的奴隶,所有这些,不是孔子的错,不是孔子思想的错,与其痛恨孔子,不如痛恨权利,更不如唾弃堕落。 “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罗素的幽默,道出了历尽危机的哲学定义,已呈现“多样化”趋势。那么,到底什么是哲学?“哲学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一切确切之内的知识属于科学,一切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就是哲学”。 今天,“科学主义”目空一切,科学产生日新月异的技术,奉献源源不断的便利,提供赏心悦目的工具;一切可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是科学,科学作为知识论的产物,其使命乃穷究现象界的奥秘。然而,面对无垠的世界,科学不能穷究所有,在科学无法触及的领域,一切既不可证实,而又不可证伪的理论便是神学,神学拯救人的灵魂,提供进入天堂的门票,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唯独哲学,这个“科学”和“神学”两不属的区域,看似空灵,实则不毛,无奈、无聊、无用,这样的三无产品,怎不引致人们对其“合法性”的声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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