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 - 华东师范大学精品课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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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

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空前的民族危机,带给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刺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审视这个世界,审视中国,在原有的基础上加速加深了对自身传统文化和清政府所坚持的思想政策产生的怀疑。他们对“西学”的注意力从枪炮器械转向了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制度方面,于是主张效法西方的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

变法维新的呼声响亮起来了,维新思潮发展成一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也就是一场试图把中国改造成近代化国家的斗争。任何一场政治变革,都必须有思想基础和推动这种变革的主干人物。首先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主张变法维新的当推康有为。

康有为出身封建官宦家庭,从有名的程朱派理学家苦学多年,研习儒学。后来漫游天下,在香港、上海,见英国人治理殖民地很有办法,便把江南制造局和教会译的书买回去阅读,汲取西学,逐渐产生了维新思想。

下面将从几个方面对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展开论述。 一、“势当全变”,实行日式改革

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又一向效法中国,败在日本人手下,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力更强烈、更深刻。“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姿其残暴„„”康有为从甲午惨痛中得出了“势当全变”的教训,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将“欧美之新政新学新器„„采而用之”(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22页)

他认识到了尤其需要变的是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这一最黑暗、最落后,也是最根本的制度。自然他的目光也投向了那个“小日本”,他明白是学习、改革使其在一夜之间就从我们身边溜了过去超到了前面。想要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效果,“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共体”。因此,康有为从一开始就把改变专制的封建政体为西方式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作为变法的第一项内容。

二、创办学堂,组织学会,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准备和骨干人物的培养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传播维新思想。在这里,他讲学,所讲的是“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

康有为认为,要进行变法,必须具有一支相当的力量,只有通过“开会”才能聚集起更多有志于维新变革的人,才能“开风气,开知识”。于是以“广联人才,创通风气”为宗旨,以传播维新思想,扩大维新宣传的影响,争取各方支持变法为目标的强学会于1895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不久后,又创刊了作为宣传刊物的《中外纪闻》,刊登文章讨论“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进行维新变法的舆论宣传。

三、探索变法的理论依据,建立变法的理论体系

康有为自少处于传统文化氛围中,儒学功底精湛扎实。他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抱定讲求“圣


贤之学”。他“托古改制”,把公羊“三世”说和礼运“大同”思想糅合起来,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针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保守风气固结不懈,认为“圣人之道”只能恪守不改的状况,康有为认识到,只有直接向保守派遵循的“圣学”发起攻击,才能扫清变法的思想障碍。于是他编写了《新学伪经考》14篇,直接向保守派尊崇的古文经学提出了挑战。“宋人所尊述之经,即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动摇破坏了保守派“恪守祖训”的观念,引起人们对古代儒家经典——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整体的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在此“破”的基础上,康有为又开始“立”。他发挥了《公羊春秋》的观点,写了《孔子改制考》一书,宣扬“托古改制”的理论,把保守派心中的“圣人”孔子尊为托古改制的先师。康有为把经学和变法维新思想糅合在一起,推从孔子为教主,说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乱世(康有为用的名词叫“据乱世”,孔子要改乱世的制度,才作了《六经》。尧舜也是孔子假托的人物。康有为这样讲,用以世界孔子的权威来宣传“托古改制”的思想,说自己的变法的主张是继承了孔子改制的遗教。

他说孔子改制的精义也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都体现在“通三统”“张三世”之说,特别是“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198页);说孔子所谓的“三世”“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实际上它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君主立宪豆腐回到孔子身上,把孔子资产阶级化,是要利用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尊崇孔子的心理,理由孔子在封建保守势力心中的权威地位,借用孔子的名和话来读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口。

另外,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广泛吸取古今中外各种先进思想养分,同时糅进自己的政治构想,描绘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远景。他的《大同书》对维新运动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崔波、尚新丽《论康有为《大同书》的社会构想》《南都学坛》2000年第1)

四、局限性

兼通中西之学的特点,使康有为“往往不仅能看到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弊病,而求能洞察西方文明的不足,因此,能够从中西文化交汇的试点,提出某些更为根本,更为深远的社会改造命题”(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第218页)但也造成了不足之处。

康有为想依托其它阶层的力量,对中国的封建传统进行和平方式的资产阶级改革,来达到西方式资产阶级改革同样的目标,这也是他选择由上而下式改革的根本原因。但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缺乏正确的认识,斗争中又表现出严重的妥协性。

康有为认为首先必须在帝国的最高统治层中找到能接受变法思想的人,这样才能影响朝政朝局,推行变法。康有为一心想推行的是日本式的维新变法,特别是明治维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把这种希望寄托在了和明治皇帝同样年轻的光绪皇帝身上。但在对光绪的认识上,康有为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光绪的思想具有改革性的一面,可他毕竟是封建帝国的皇帝,不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他所处的地位均定了它只能是一个旧统治秩序地维护者、改善者,而绝不可能和资产阶级维新派一样,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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