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绥·珂勒惠支与弗里达·卡洛绘画精神的比较 作者：韩路 来源：《美术界》 2010年第1期 凯绥·珂勒惠支和弗里达·卡洛都是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著名画家。出生于德国东普鲁士省的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作品对德国的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罗曼·罗兰在法国称她的作品为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德国诗篇，称赞她的艺术作品有着“丈夫气概”的特点。鲁迅也曾写道：“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世界的现在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出生于墨西哥的弗里达·卡洛的画如同一面会说话的镜子，通过镜中的自我，承担了感觉和表像的分离，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审视自己的种种不幸。凯绥·珂勒惠支和弗里达·卡洛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和艺术情感，但凯绥·珂勒惠支和弗里达·卡洛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自然物象等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从两人所处的年代来看，凯绥·珂勒惠支和弗里达·卡洛处于同一时期，两人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痛恶战争，呼唤和平，热爱祖国，向往共产主义。这是她们的共同点。不同的是凯绥·珂勒惠支运用的艺术工具大多是版画，采用表现主义手法。她是自觉地要求用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目光面对的是劳苦大众。而弗里达·卡洛运用的艺术工具则大多是油画，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她的艺术是自发的，艺术作品内容主要面对的是她自己本人，是她自己与自己心灵的对话。少女时代的凯绥·珂勒惠支和妹妹在哥尼斯堡街头与码头的经历，让她熟悉了码头工人忙碌的身影，与社区保健医生卡尔·珂勒惠支的结合让她更近距离地了解到下层无产者生活的艰辛和悲惨，从而“深刻地理解到无产者的命运及其他一切与之有关的现象……比如卖淫、失业等……这些现实问题促使我去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对他们生活的反复表现为我的郁积在心底的痛苦和忧愤打开了一个泄放的闸门。”[1]（p42）因为亲眼目睹了无产者的深重苦难，珂勒惠支更清醒地认识到艺术家的崇高职责：“我完全懂得我的艺术是有目的的，我要在这个人们彷徨无策、渴求援助的时候，用我的艺术为他们服务。”[1]（p5) 作品《织工》的成功使凯绥·珂勒惠支获得了“社会艺术家”的称号。1893 年，凯绥·珂勒惠支根据德国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剧本《织工》创作了她的第一套成名之作《织工的反抗》。这套画以《苦难》(石版画)、《死亡》(石版画)、《商议》（石版画)、《游行队伍》(铜版画)、《风暴》(铜版画)和《结尾》组成。当时在德国引起轰动。还有《农民战斗》《起义》《织工绥征》《突击》等。这些艺术作品与当时德国社会运动紧紧相连并推动了社会运动的有力进行。 弗里达·卡洛没有经过正规的绘画训练，只是借直觉在画布上涂抹，但她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严谨作风。她的表达欲望来自于她的身体和体验，她始终将镜对准自己，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弗里达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情结。她的作品《墨美边界上的自画像》《毫无希望》《我的衣服晾在那里》《摩西》等中的艺术形象正是弗里达·卡洛运用绘画形式来表达对自身民族本土文化的认同与肯定。 二、从艺术作品内容上看，母子、母爱是凯绥·珂勒惠支和弗里达·卡洛共同的创作主题。但是两人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又是大相径庭的。凯绥·珂勒惠支的母爱是深有体会的、真实的、深刻的，而弗里达·卡洛的则是梦幻的、虚假的、肤浅的。 凯绥·珂勒惠支有着完整的家庭，有着深爱她的丈夫和爱她的可爱的孩子们。这些都使得她的艺术作品有着温馨的感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民饱经其苦，孩子的命运更是凄惨。1924 年，凯绥·珂勒惠支为国际劳动协会作了《德国的儿童在挨饿中》（石版画）、《面包》（石版画）、《母与子》(石版画)、《维也纳正在死亡！救救它的孩子们》《再也不要战争》《要结果的种子不许践踏》等作品。凯绥·珂勒惠支还做了一系列雕塑，像《护卫着的母亲》《哀悼基督》《母亲之塔》《哀悼的双亲》等。尤其是她的小儿子和孙子在一战和二战中死在战场，使凯绥·珂勒惠支对孩子的爱更是炙热的，深刻的。 弗里达·卡洛由于车祸不能生育，这种来自心灵伤害的痛苦是终身相随的。流产的恶梦在其作品里显现出一种殉道的意味。子宫、胎儿、血缘，纠结着爱欲的眼泪，倾诉着她渴望生育却永远无法实现的呓语。1932 年，她的自画像《飞床》以白色的病床、裸着的躯体、血管、胎儿、花朵、盆骨、机械等形象组成画面。生育儿女代表着女性经历完满的生命历程，而在弗里达那里却是无法达到的边界。于是她就用画笔伸向破碎身体的内部，从美学的意义上挽回其完整性，她以对身体破碎的揭示，完成了艺术化的身体生产。她的母爱作品是对诞生和死亡的祭奠。三、从艺术作品在世界的影响上来看，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作品在当时不但影响着德国和德国的社会运动，而且也影响着国际社会，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弗里达·卡洛的艺术作品同样也有表现当时国际社会深刻变化的一面，但影响不是很大。她的绘画语言更多地是表现女性身体、本能、情感体验等，对当时的女权运动有一定影响。 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被传到中国后，便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青年艺术工作者。当时几乎所有的木刻青年在创作思想和技法方面，都受过凯绥·珂勒惠支作品的影响。他们掌握了这一艺术武器并为解放斗争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尽管当时中国木刻运动初期的作品在技巧方面还不成熟，但就其内容而言，都是社会的现实写照，一反将工农劳苦大众的下层社会“写得十分幸福”的绘画历史，开创了新的战斗绘画局面，这在我国画坛上毕竟是划时代的变化和进步。 弗里达的画有一种诉说的意味。她觉得画画是为了表达一种经验，通过绘画，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得到了暂时的解放。她的作品在20 世纪70 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引起轰动。1973 年，她在墨西哥城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卡洛回顾展，女权主义学者格洛雅·奥雷斯坦就此展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弗里达·卡洛的奇迹的绘画》，其中写道“: 她直截了当地、发自内心地向全体妇女表白自己，而且是第一个把她自己生命存在的戏剧赋予美学形式的女艺术家。”弗里达绘画中真诚的女性特质的表白和诉求，体现了一个女性的成长、遭遇以及她对婚姻、家庭、生育、社会、政治等问题的态度和思考。 艺术是直接诉诸心灵的。因此，它比其他精神活动能更真实、更直接地表达出人类的心灵底蕴，即生命本质存在的特征和变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凯绥·珂勒惠支与弗里达·卡洛的艺术无疑是伟大的。她们的艺术与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绘画乃至未来绘画的发展，都必将起到更为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德]凯绥·珂勒惠支.日记与书简[M].孙介铭，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韩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b4552fdbcd5b9f3f90f76c66137ee06eef94e0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