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创造力的中国社会及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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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摧毁创造力的中国社会及其教育

发布时间2012-11-16 09:48

作者郑也夫 字号:大 点击:559

中国现今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对学生创造力的摧毁。中国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也正是创 造性人才的缺乏,独立性格的缺乏,社会生活中人们趋同、从众的趋势极其严重。当然这是 多种因素与教育合力的结果,教育对此当然负有责任,但是要教育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客观、 不合理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因素都渗透到教育中,政府、家长、学生的需求都作用于学 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是社会竭力去摧毁其成员的创造力的代理部门。尽管如此, 一方面教育对之有负有独立的责任,另一方面从教育领域可以集中透视出我们对创造力的摧 毁,因为它是培养人才的部门。

汉民族,即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的未被宗教征服的民族。因此比较 其他民族,我们的性格中有最为深厚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少形而上的关照, 少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最理性。理性不是与科学接近吗?但哲学家陈嘉映告 诉我们那是 罕见的、奇特的结合”。在更大的概率上,更惯常的意义上,理性更容易与技术 结合。因为技术可以给人类直接的、切实的帮助。而最初的科学思考与神话和宗教一样,不 当吃,不当喝。它们是超越现实生活、远离实用功能的。直观地看,投入到此类活动中,实 在不理性。而神话与宗教的思维特征也确实是非理性。

如果区分解释性的神话与唯美的神话, 理论就起源于解释性的神话。其中的主要内容是:

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自己种族的起源、人的生活的规范。这些都是早期理论继承下来 的话题。一般说来,理性态度是反神话的。

理论是一种特殊的兴趣,它不是从轴心时代兴起的理性的态度发源的,毋宁说它发源于 神话。然而,希腊人把理性的态度引进了理论探究,造就了一种新的理论兴趣,尝试了以希 腊一西方为代表的哲学科学统:哲学科学营建理性的理论,取代了神话式的理论。但 我愿不惮其烦地说:这是一种罕见的、奇特的结合,是个例外。

我一向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理性的民族,但远不是最富理论兴趣的民族 ……这两

方面很可能相互关联。我们的神话系统没有得到完好的保存,我们不信宗教,我们设计了完 善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尽管思想、文学艺术、历久繁荣,技术创新一浪一浪,我们却 没有形成强大的哲学 科学统,这些事情看来是相互关联的。

(陈嘉映,2005 , 107 )

两种态度与神话和宗教对峙,即理性的态度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这一对照无可避免地提 醒我们,理性的一个侧面就是现实主义。其另一侧面无疑是指逻辑指引下的思考。理性的这 两个层面在世俗生活中每每便利、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科学最大程度地发扬了理性的一个层 面一一逻辑思考,与此同时,与另一层面至今保持相当的距离,它远没有技术那样现实,他 造福人类常常是间接的,有着巨大时间跨度的。理性的这一层含义深藏在世俗语义中,当我 们说某人太 理性”时,常常不是说他太 重逻辑”,而是说他不够超脱、浪漫、批判。汉民族

最大地浸淫在理性的现实主义层面中。艾恩说:

现实主义意味着堕落,绝对的现实主义意味着绝对的堕落。 (1993 , 182 )其意指是多

方面的。而笔者以为,在创造力方面尤其如此,过度的现实主义意味着我们民族创造力的堕 落。


接下来谈群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同创造力的关系。默里在其《文明的解析》中说:

把职责、家庭和求同奉为首要价值观的文明,受到的束缚在艺术科学领域表现各不 同。……科学方法的动力 一一为了给科学大厦再添一块砖而展开的无休止的辩论和激烈竞争 ――似乎需要一种基于西方模式之上的个人主义精神。没有个人主义也可以增加知识,但若 要在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个人主义的作用甚大。

(默里,2003 , 393

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奠基人通达圆熟地理解群体与个性的关系。孔子说:和而不同。近 现代罕有学人如潘光旦一般得此真谛:

第一,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思想,总不能不承认两个对象的存在,一是个人,二是社会。 第二,它得承认,这两个对象,要是发展得正当,是不冲突的,并不是不两立的。西洋社会 思想界所有的群己权界的争论,以至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森严壁垒,都不妨说是庸人自 扰的表现。(潘光旦,1939

其实二者的尖锐对立最多地发生在两个场合,一个是历史的转折期,一个是平庸学者的 著作中。后者受到转折期冲突的刺激,以为二者的对立贯穿人类历史。客观评判古代社会中 二者冲突的程度难乎其难,若有夸张,其实意在沛公,即呼唤当代个性解放。个体拥有的自 由空间,在古代与今时当然是不等的。笔者赞同默里所说,个体的自由对创造力至关重要。 但在古代社会中,个体的自由较少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制约不大。因为社会发展对科学和创造 力的倚重,是近现代的事情。个体自由的扩大,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所使然,如涂尔干所说 有机纽带取代了机械纽带,乃至城市化,就业方式,核心家庭,等诸多变化合力造就的。在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个人主义崛起的历史转变中,中国大大地滞后于世界主流文明。因为毛泽 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抑制了城市化,

持续至今的户籍制仍然没有给进城的农民充分的自由;

独子政策导致孩子没有获得多子女在核心家庭 ---------- 极大地不同于生活在大家族 中拥有的

自由;当然还有大一统政治文化的惯性。凡此种种导致中国人性格上趋同、从众、缺乏多样 性,影响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政治上的大一统当然不乏积极的社会功能,但其严酷的管束难以促进文化的繁荣。春秋 时代诸子百家和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均繁荣于政治分裂的时代,是耐人寻味的。人类创造 力的勃发是近现代的事情,在古代即便一直是分裂或分治,创新也不会一浪接一浪。现代社 会的发展倚重于川流不息的创新,当代大一统政治对文化和教育的管制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最后要说到的是科举制。科举制支撑起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官员产生方式,并以此造 成了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其筛选出的人才在智商上是优秀的。其最大的弱点是,不但不可 能筛选出,甚至极大地扼杀着有创造潜力的人。原因简单到不必多说,应试的程序配合严酷 的竞争,驱赶考生们通过无休无止的复习,去适应和精通一种模式。科举制是中华民族在制 度建设上为人类做出的为数不多的伟大贡献之一。 其奥妙值得当代考试学、教育学、历史学

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持久地研讨。你可以选择任意的视角,但是不可以时空 置换,以一个事物在今天的利弊看待它在古代社会中的得失。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 的需求。科举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上层人士的定位,和社会管理者的产生。且完成了一个以 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因此古代的科举制没有扼杀创造力的大罪过,有大问题的是科 举制的列车竟然装载着数理化等科目驶进了当代社会。依旧是无休无止的复习,且因科目的 增多,今天的学生比古代举子复习(我们不说学习,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的负担 重得多的。依旧凭单一的考试来筛选,其他的方式,推荐、面试等等,因社会信任的降低不 被采用,或徒具形式,于是独木桥上的拥挤达到空前。更因为教育的大众化导致今天的竞争 十倍于古代,乃至现代科举制对创造性的杀伤力也十倍于古代。


至今为止,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接受了 12年中小学教育的十亿人口中没有一人获得 科学诺贝尔奖。这雄辩地说明了,教育可以在何等程度上代理和协助其社会扼杀创造力。

来源《信睿》201211|责任编辑:蒋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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