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 摘 要：诗偏重直观感觉，温情而柔软、自由而唯美，属于精神形态(情感性)；历史重在事实过程，复杂而多变、公正而无情，属于物质形态(时序性)。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那么，诗与历史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历史中的诗(人)，与诗(人)中的历史，盘根错节及纠结所构成的巨大“网络”，似乎潜在着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值得我们认识和探讨。 如果说，诗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心灵的共享时空，说明诗歌不仅具有跨(超越)时空性，而且具有普遍的人类性(意识)，它首先应该是美的、是诗人个体的，然后应该是世界的。那么，对于历史的尊重，即关注和理解历史与人、历史与文化、历史与现实、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未来等多重的复杂关系，都表明诗歌对精神内涵和历史关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海德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 “诗歌即是历史。艺术是真理在作品中的创造性保存。它不仅是创造，而且是保存。艺术归根结底是历史性的。艺术不仅通过作品，通过鉴赏、评论、诠释保存历史，它还在时代的变迁中改变历史、矫正历史。在诗的历史性面前，任何派系的职业诗人的任何嬉皮士心态、粗鄙的语言等非诗化状态都是荒谬的。”诚如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但他不一定也不必成为哲学家。同理而喻，生活中的任何人其实都是潜在的诗人，因为感觉是人类的共性，当人们心中涌动诗意或被某种事物刺激时，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声感叹，甚至可以自在愉快地走笔分行。然而，这种最为广泛的对于大干世界的感应，只有在转化为精巧而独特的艺术形式之后，才可能凝成为诗；也只有具备这种创造性转换的人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诗只写给潜在的诗人看，诗的读者不一定是创造文字符号的诗人，但一定是生活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诗人。海德格尔的精辟见解提醒着人们，当我们一旦以诗人的名义或默许读者承认我们以诗人名义的时候。面对诗与历史，我们必须虔诚地善待之，正如善待生命、善待自身的文明一样。历史尚未开始之前，诗就诞生了。诗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语言文字的极致。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载体，对任何物质及精神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倘若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断裂或同化，其文明历史进程将出现何等悲剧性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正是继承了本民族语言的丰富遗产，中外历代诗人才得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造就出一大批将古老语言、诗歌传统以及艺术思潮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融汇贯通的诗坛巨擘。诚然，语言本身有其相对恒定的传统，在发展中并非一帆风顺。很明显的，语言作为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符号载体是很难更易的，即使对于独创性很强的诗歌艺术也不例外。有时语言还会演变为精神和思想的界限，汉语言如此，其他的语种亦然。那么，中外流传的诗歌经典，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及神秘何在?一句话，艺术的长青得益于语言的长青。因为在诗歌语言的具体运用上，诗人享有相当的自由度。譬如，被誉为“众神之国”的希腊为何注定是一个诗的王围呢?这取决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希腊语言文化，当然还取决于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恩赐和厚爱，取决于它拥有悠久的文明积淀和诗歌文化传统。正是这三重合力因素，才使得希腊应运诞生出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诗歌作品。与此同时，对欧洲乃至世界诗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希腊诗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也开始受到来自其他艺术思潮及创作观念的影响。’希腊的近现代诗人群体，既得天独厚地继承了这份宝贵 遗产，又接受着同时代各种文艺思潮的浸染。如同汉语诗歌的写作者所遭遇的现状一样，如何看待现实与历史、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成了每个诗人无法回避和亟须面对的问题。令人瞩目的是，置身于特定历史境遇和时代语境的希腊诗人，都以他们各自的对历史和时代的亲身感悟以及独到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对以上问题做出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回应的问题。从荷马史诗到萨福情诗，开启西方诗歌的先河，成为叙事诗与抒情诗两大类型的奠基石；从民歌民谣到教堂颂诗，直至上世纪60、70年代先后诞生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弗里斯和埃利蒂斯。这些都足以表明历史中的希腊诗歌与诗歌中的希腊历史，在其民族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系统中的精神文化现象之一，诗歌与文化的发展规律保持互动的同一性。文化的新旧交替的演变发展，从一个民族的诗歌艺术运动形态中可以窥其一斑。因而，诗歌的历史，总是在传统与创新并行交织的进程中构成的。传统及其保存下来的精华部分，作为文化中的恒定性因素，是文化得以传承延展的缘由，也是决定诗歌艺术得以承续发展的内在要素。诚然，以特定思维模式、哲学意识和文化母题等为资源而获得历史穿透力的诗歌艺术的创作观、本体观及审美观，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特定民族任何历史时期、或地域诗人的诗美创造。因为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尽管诗歌艺术是注重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写作实践(行为)，但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传统也可能为诗人自由创造的本能欲望设置了障碍。因此作为诗人，首先面对的自然是对于诗歌艺术的历史经验产物的承载、对接或转换。由于文化创造活动，实际上是“通过个人的创造能力把历史经验的内容现实化的活动”。(兹洛宾语，见《文化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就此而言，诗歌即是通过诗人的诗美创造把诗歌艺术的历史经验现实化。如果说“历史经验”是指我们所谓的传统，那么“现实化”指的应是一种进行时态式的审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诗歌艺术的历史经验便有可能通过诗人个体创造性的活动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肌体。 进一步说，诗歌写作是无法隔离和架空于诗歌艺术历史经验这一母体的，而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化行为，它一方面纵向地承续过去时代的艺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横向地受到同时代新潮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渗透。汉语新诗的横空出世，就是徘徊于过去(传统)的文化与新型(现代)的文化相互杂糅的历史背景和多元文化语境中。它意味着，并为我们审视和考察新诗的艺术流变、生存轨迹及其呈现的多元共生局面的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相当有效的评判基诚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从历史生成的全部现象中抽离作孤立的分析和讨论。这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信条，对于诗与历史，同样要从其过去的全部生成过程去加以了解。倘若我们谈论当下诗歌，自然要放置于现代化以来的全部思潮冲击生成的历史语境中去透视。对此，著名诗人、学者叶维廉提出的“现代历史意识的持续”观点，其所蕴含的意义，值得我们细细思量。其实，每一个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显然都与其那一代人的生活境况和特殊阅历有关。朦胧诗的领军人物北岛在一篇题为《诗歌，带着历史的愁容》的随笔中，谈及了自已经历了文革初期大串连、而后上山下乡，逐渐远离城市和故乡，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便跨越国界而越走越远的历程。认为“这种行走使身份认同从开合。”那么，当年“朦胧诗”为何会崛起呢?它是否与历史关联?这就得从1978年底诞生的《今天》文学杂志说起。《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承接的链条断裂。而无知者无畏，正是这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一条新路。北岛站在反思的角度告诉我们，《今天》诗歌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是革命主义诗歌，二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后来又加上西方诗歌的影响，但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的利用变得有限。有趣的是．北岛在回忆当年其父让他背中国古典诗词的无奈，想不到在很多年后当自己成为诗人时，才悟出其中让他终身受益的妙处。 可见，写作与生命、诗歌与历史，对于诗人，常常有一种平行交错的关系。而诗歌尤其是现代新诗，本身就具有其内在的价值系统。海德格尔针对的嬉皮士心态，粗鄙的语言等非诗化状态无疑值得我们警惕。因此，如何对我们置身其间的历史和生存境况加以深刻揭示?如何对特定时代语言状况作出深度探测?且对即将面临的历史可能性进行审视和观照，从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020a145ac1ffc4ffe4733687e21af45b307fe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