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在中国 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化学家、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奠基人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1922—1993）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在继承与发展俄国学院派、形式主义、苏联结构类型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吸取西方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成果与方法，富于创造性地将其与当代系统科学理论相结合，在符号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自20世纪60年代起，其文化符号学开始在欧美诸国声名鹊起；进入80年代，又渐进东方，引起了中国等亚洲国家学者的关注。 中国学者对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的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初，洛特曼是作为苏联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借西方文论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东风”被介绍给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吴元迈研究员的《苏联文艺学的历史功能研究和结构符号探讨》（1986）一文是中国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史上较早、较有分量的一篇论文。稍后，刊登于《外国文学报道》1988年第1期的《〈模式系统行列中的艺术〉课题提纲》、《文本的类型学课题》、《论艺术文本中“结尾”和“开端”的模式意义》、《〈我们已经分手，但你的小影„„〉结构分析》等4篇译文充分表明了洛特曼当时已引起了中国文论界的关注。此外，苏联美学史专家凌继尧在自己的《苏联当代美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与《美学与文化学—记苏联著名的16位美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等2部著作中也都对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进入90年代，特别是在洛特曼逝世之后，中国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其成果交叉出现，相得益彰，且持续不断，步步深入”，“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已初步形成，不仅对洛特曼的“文学符号学”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研究范围更向其“文化符号学”领域拓展。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周启超研究员的《“塔尔图学派”进入总结时期》（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张冰教授的《尤·米·洛特曼和他的结构诗学》（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及徐贲的《尤里·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和曼纽埃尔·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称得上是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在洛特曼研究中所取得的较为重要的成果。 自90年代末起，中国的洛特曼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孙静云在《苏联文艺学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李幼蒸在《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黄玫在《韵律与意义：20世纪俄罗斯诗学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陈建华在《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重庆出版社，2007）等专著中都先后以专门的章节论及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2004年问世的、由张杰与康澄合著的《结构文艺符号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书系中国第一本研究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的专著，书中不仅对洛特曼结构文艺符号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进行了阐述，还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探讨。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对于洛特曼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乌斯宾斯基及西方结构主义学派之间的异同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进入新千年，中国的许多学术刊物上也刊发了大量研究洛特曼学术思想的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杜桂枝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发表于《外语学刊》2002年第1期）、赵晓彬的系列论文《洛特曼与巴赫金》（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的演变与发展》（发表于《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3期）、《符号学研究中的接受与认知问题》（发表于《外语学刊》2004年第2期）、《果戈理：东西方笑文化的集大成者—巴赫金和洛特曼论果戈理的笑》（发表于《俄罗斯文艺》2005年第4期）、蔡辉的《洛特曼文化创新机制的微观研究—转喻的符号学分析》（发表于《外语研究》2006年第1期）、杨明明的《浅谈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初期发展特征》（发表于《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5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全国洛特曼学术思想研讨会”，这在中国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史上尚属首次。与会专家、学者就洛特曼学术思想解读、符号学研究、比较研究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发言与讨论。会议还邀请到洛特曼之子米哈伊尔·洛特曼做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历史与前景》的主题发言。会后，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2006）。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我国的洛特曼研究从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2db7f6d011ca300a6c390e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