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和动车事故中看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正处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时期。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面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我国每年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2003年的“非典”危机后，“公共危机”真正进入我国公众的视野，并被政府和社会各方所重视。在相继的2008年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以及2013年的雅安地震等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危机传播管理体系，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逐步确立了及时公开信息、主动引导舆论、掌握舆论主动权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思想，另外新闻宣传管理部门也开始重视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预警和服务功能。虽然我国的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现实中我国的危机传播管理在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我国的危机传播在总体上讲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下面我们主要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中来对比分析和总结，我国目前的危机传播管理现状。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龙门山脉的南北走向在这一段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后果。然而时隔2年后，一次巨大的事故灾难再次降临在神州大地上。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这次事故造成40人死亡，约200人受伤。面对艰巨而严峻的抗震救灾任务,我国政府在最好抗震救灾工作的同时，通过新闻媒体传递的各种信息,全世界共同见证了这两场灾难给人类带来的重大考验。我国在这两次的公共危机事件中不断的提高着针对危机传播的管理能力，同时也暴露着我国在处理危机传播管理是的不足和缺点。 自然灾害报道，以汶川地震为转折，趋向全面开放、透明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地震，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到10万平方公里。这次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人民币。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中国主流媒体“勇敢地正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迅速抵达灾害发生的现场,准确描述灾害的真实情态,及时跟踪灾害的变化过程,全力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鼓舞人民抵御灾害的信心和勇气”担当起了新闻拯救生命、传递力量、记录历史、捍卫良知的社会责任,为抗震救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很好地诠释了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的中国经验。我国媒体真诚地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与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关,新闻报道从始至终贯穿、融合了社会主义新闻党性“,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等原则在充分尊重和体现新闻传播规律的同时,对灾难报道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媒体对抗洪救灾的报道基调是淡化问题，强化成绩，报道内容集中于领导视察灾情、走访灾区人民住宅、表明政府决心、相关部门领导碰头开会抓救灾、各相关部门困难面前表决心、各地区投放的救灾物资数据等政府组织各种社会力量与灾害做斗争，受灾群众生产自救等，这些报道都忽视了一个关键信息，即灾情。有的危机事件虽然报道了，但是人们关心的重要内容却讳莫如深。比如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的报道，就是如此。这一情况，在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报道中，有了很大改变。我国媒体体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破了灾难事件报道中长期奉行的单一舆论导向的思维，运用可获得的信息渠道，第一时间反应，对灾情进行了全天候、全景式的报道，在震灾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都展开了对灾情的报道。如央视一套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首发新闻，52分钟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而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的常规节目播出被打破，实现了同一主题无间断播出，报道汶川地震的最新情况。二是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单向度的僵化报道模式，即片面强调抗灾救灾而忽略灾情本身，只见领导指示而不见受灾群众。此次报道中，不仅关注灾情信息本身，还将受灾群众作为报道关注的核心。强震发生后不到20钟，中国国家地震台网站上发布了地震的震中和震级。震后两个小时，重庆市率先发布了灾难的首批伤亡数字。此后，官方公布的伤亡情况随时更新。汶川地震报道，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总体说来，是一个飞跃，表明我国自然灾害危机传播趋向全面开放和透明。 事故灾难报道“大灾面前有大爱”的后续报道的疑问，但改进余地还很大 动车事故发生后，25日早上的央视2套读报节目里，是对事故的思考和反问，对于责任的追问，这样的报道是现代传媒时代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表现之一。而上午打开网站一看，铺天盖地的正面宣传都体现着一种模式，那就是“大灾面前有大爱”，我承认，现场救援人员的奋力救援，医护人员的拼力抢救，温州市民的献血感动……这些都是最可爱的人，也是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人爱心的良好体现。可是，媒体的这样连编累牍的报道，宣传部门对报道的统一口径，似乎在一次次的大灾之后都可以体现这样的影子。 “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这样的口径的确可以缓解敏感的神经和对铁路部门的压力，乃至将这样传媒盛宴引向某个领域，谁也不敢保证，在质疑和网民的声音下，事故的焦点为转向何方。可是每一次的灾难都演变成一种救援表彰，这样的坏事变好事在中国这片热土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作为公众，对于事故原因的拷问以及官方责任等等焦点问题的回避，让人心寒，一次又一次的事故如果唤不醒当局对于问题根本的思考和重视，那么这样的事故还将会上演，下一次，受伤的人将会是谁？ 作为媒体，传播真相是它的义务和责任，受于体制内的局限和压力，某些媒体不得不这样，尤其是24日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主流大报的头条为“中央晋升6上将”，而不见动车追尾事故的踪影，这样的报道似乎让我想到了当年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大报头版头条，唯独中国的报纸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版块，这是中国媒体的耻辱。如今，“723涌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事件”的确比“温州动车脱轨相撞事故”这样的标题显得温和，更容易把公众的视角焦点从动车、高铁这样的字眼里剥离出来，不得不说显得有些苍凉。 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汶川地震发生在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生效之后。除了报道快速、及时以外，信息公开也是这次地震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以往强化信息控制的做法有所不同，中外记者在四川的新闻采访活动受到的限制不多。国务院带头，每天公布关于震灾的伤亡数字、救援进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媒体随时获得有关灾区的各种信息。对地震预报的质疑、学校房屋质量的责难、救助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都有一定的反映，尽管不占主导地位，还是允许存在。我国政府在第一时间践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公布抗震救灾的第一手信息，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赞扬。然而动车事故发生后，刚开始相关的单位没有及时的公开有关信息，结果导致大量的流言在网络上流传，给后期的危机传播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在当前的媒体体制下，在新闻传播法制不太健全的环境中，为了使我国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有所作为，只能是希望政府及政府官员更新观念，善待媒体，善管媒体。所谓善待媒体，就是不要视媒体为专门给自己唱赞歌的吹鼓手、是惟命是从的下属或者是专门跟自己过不去的敌人，而要视媒体为共同化解危机的伙伴；所谓善管媒体，从根本上讲，就是要“相信媒体会报道”，就像相信工人会做工、农民会种地、战士会打仗一样，给媒体应有的自主权，以便发挥能动性，在危机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主动调适角色，发挥每种角色应有的作用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36339f2551810a6f52486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