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谏太宗十思疏》的题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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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谏太宗十思疏》的题名问题 作者：胡文婷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7期 摘要：《谏太宗十思疏》是唐人魏徵的一篇谏诤名文。文章以劝谏唐太宗“十思”为线，贯穿全篇。梳理文献可知，此篇名并非魏徵进谏时所用篇名。至清人编选幼学蒙书《古文观止》时，以“谏太宗十思疏”为题收入，普及了此篇的传诵，但同时也造成了误解。事实上，此简短的6字题名却存在着如文体错误、不符合史实、拟题不明等问题。遵循忠于历史和消除误解的原则，建议重拟题为：《十思疏》或魏徵《十思疏》。 关键词：文体；礼制；十思疏；题名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7-0099-03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人魏徵上书唐太宗李世民的篇章。该文对王朝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的思考，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论述历史周期律问题，即源于此。其提出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等总结，在当今新时代背景下依然不失其重要价值。 作者魏徵，祖籍馆陶（今河北邯郸市一带），?譹?訛以敢于谏诤而闻名古今。该文言辞恳切、语言流畅、切中时弊，是古代少有的谏文名篇。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启蒙读物时，选录了此篇并拟题名为《谏太宗十思疏》，?譺?訛盛赞此文“可与三代谟、诰并传”“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德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得也”。这就是“谏太宗十思疏”题名由来。但若细思“谏太宗十思疏”的题名，是有待商榷的，可以说实在是白璧之瑕。 围绕此题，陈霞村先生《关于“谏太宗十思疏”的标题》一文认为，古代各种谏文，从文体特点来看，谏“所针对的都是错误、过恶之类”，历代奏议的标题也证明“谏后面所带宾语，如果是事，一定是某种错误言行，决不会指积极提倡的行为、正当可行的道理”。?譻?訛进谏在古代，常指对君主、尊长或朋友进言规劝。《说文·言部》云：“谏，证也”。《广韵·谏韵》曰：“谏，直言以悟人也。”又《吕氏春秋·恃君》曰:“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高诱注：“谏，止也。”可见，“谏”的本意是训证，训正，训止。据此可知，谏文内容均是谏止不应该做的、不好的事情，著名谏文《召公谏厉王弭谤》同是如此。再看魏徵上唐太宗的“十思疏”，此文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积极建议。显然，“十思疏”以“谏”为名，确有不妥。因此陈先生提议“仍用《论时政疏》或《陈得失疏》，抑或改题《劝太宗十思疏》或《上太宗论十思疏》。” 从文体来说，《谏太宗十思疏》拟题存在问题。然而若以原文“频上四疏，以陈得失”恢复为《论时政疏》或《陈得失疏》，虽比较忠于历史，但在中国古代，这样的标题实在太多，反而指代不明。若仅仅改拟为陈先生主张的“《劝太宗十思疏》或《上太宗论十思疏》”依然有功亏于溃之嫌，兹陈述理由如下： 其一，魏徵向太宗陈疏进谏，并未保留有明确的篇名，流传比较多的是“十思疏”。据《旧唐书》卷71《魏徵传》记载：“贞观七年，魏徵拜特进，仍知门下事。其后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譼?訛正史记载了魏徵上奏的4篇疏文的全文，其第二篇即是著名的“十思疏”。古代臣子进谏，喜以十条为数。以魏徵为代表的谏臣与太宗皇帝，共同缔造了贞观之治，“十思疏”作为太宗朝诤臣进谏、皇帝虚心纳谏的写照被反复提及，作为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被后世所广为传唱。如：《全唐诗》卷八三五贯休《送刘相公朝觐二首》：“九苞仙瑞曜垂衣，一品高标百辟师。魏相十思常自切，曹溪一句几生知。”宋代编撰的《文苑英华》以《论时政疏》(四首之二)为题收录此文。明代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题之为《陈得失疏》。总的来说，唐宋时期，魏徵进谏唐太宗的十思奏疏，并未有明确的固定篇名。 至清代时期，魏徵进谏唐太宗的十思疏文逐渐形成了“魏徵《十思疏》”的代称。如清人英廉等奉敕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四《嬴隐集桂洲集明世宗实录》记载：“西室设新榻，为斋宿所。命工绘汉文止辇受谏图，悬之左；唐太宗纳魏征十思疏图，悬之右。”清人蔡世远编《古文雅正》卷六称之为“魏徵《上十思疏》”。又如东邻朝鲜，其春秋馆史官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二十六年（1648）五月二十七日右议政南以雄上箚曰：“臣窃思，唐臣魏徵上太宗十思疏，诚合殿下今日之药石。玆不避窃吹云英之嫌，谨录以呈。伏愿殿下，垂察焉。”据以上可知，“魏徵上太宗《十思疏》”名称在清代已大体固定的情况。 “谏太宗十思疏”题名的固定与《古文观止》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散文名篇作为启蒙读物《古文观止》，将魏徵上疏定题为“谏太宗十思疏”。虽然使这篇谏文有了通俗的固定称呼，但因为忽略了特定用法与历史语境，很容易引起误解。前文已有学者指出，我们教科书中此篇题名“谏”字入题不当，属于同样性质的问题。以下围绕“太宗”称呼与标点符号的问题，再作辨析廓清。 其二，魏徵向唐太宗李世民陈疏进谏，当时不可能使用“太宗”称呼。“谏太宗十思疏”及重新拟题中的“劝（上）太宗十思疏”均脱离了历史语境，犯了不明典章制度造成的常识错误。按中国古代礼制，不可以直呼帝王姓名，避讳制度即是关于这方面的规定。违反了避讳制度即属大逆不道，后果非常严重。在不同的朝代，对帝王的名号称呼也各有不同。历史上对帝王的称呼主要有：庙号、谥号、尊号、年号等。简单地说，庙号与谥号是皇帝死后才有的，而尊号与年号是皇帝在位时的称呼。庙号是指在帝王太庙中，奉祀先皇时追尊的名号。谥号是寓有褒贬的评论称呼，配以专门的“谥法”，如商纣王（残义损善曰纣）、唐太宗谥号为文皇帝（经纬天地曰文）等。从先秦到唐代，谥号一般是一个字或二三个字。从女皇帝武则天开始，打破了谥号用字数的旧例，并开创了皇帝生前尊号、叠加谀词以谥美的先例，如武则天自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尊号的字数增多造成称呼不便，唐宋时一般以帝王的庙号来指代某一帝王。如唐太宗（庙号）李世民。武德九年李世民即位以后，改年号为贞观，但当时并不称贞观皇帝。其他像唐高宗、武则天在位期间，频繁更换年号，用在位年号称呼皇帝也不方便。到明、清时期，基本上一帝一年号，人们习惯于用帝王年号来指称帝王，如称明太祖（庙号）朱元璋为洪武帝（年号）、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为康熙帝。而在李世民生前，还没有唐太宗的庙号，当然《V太宗XXX》这类题目，只能是太宗之后的后人所加。从称名来看，“谏太宗十思疏”夹杂了当事人去世后的称呼用语，成为了写给已驾崩皇帝的疏文，如此题目，当然与史实相悖。 其三，拟题《V太宗十思疏》中断句符号有问题。古代写文章使用的标点符号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古人读书时先要会断句，使用“句读”符号。在一句完整的话语之后断句，若语意未完则在停顿的地方“读”一下。有时之、乎、者、也这些叹词也有类似标点符号的作用。宋代前后，才开始普遍使用“、”和“。”来表示句读。通过出土文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标点符号使用的情况。?譽?訛 近代以后，中国进入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期。曾出现了空前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量的书籍被引介到中国。以标点符号为例，传统的标点符号，已经不能满足时人的写作之用。突出的事例是，当时开始出现了双竖线、六角括号〔〕，用作专门的书名号。?譾?訛清朝同治年间，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第一次引进介绍了国外的标点符号。他每到一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1868年至1869年期间，张德彝完成了《再述奇》（今改名为《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1919年，胡适和周作人等6位教授提出《方案》，经过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总署进一步总结了标点符号的用法规律，于1951年刊发了《标点符号用法》。同年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从此，标点符号逐渐趋于完善，有了统一的用法。 回到康熙帝时刊刻的《古文观止》“谏太宗十思疏”的拟题上。因为当时还没有新中国成立后通用的符号书名号《》，原来的书名号是在文字下方（横排）或左方（竖排）画波浪线﹏﹏、双竖线、用六角括号〔〕。按照理解，题名之意应为：谏太宗十思疏、谏太宗十思疏、谏太宗〔十思疏〕。按现行标点符号即：《谏太宗〈十思疏〉》。这样来理解，在其他的材料中也可得到以佐证，如《清史稿》卷三五六列传一百四十三论曰：“仁宗诏求直言，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游光绎论大臣未尽和衷，武备未尽整饬，愿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诸人所言，虽有用有不用，当时皆推谠直。”?譿?訛此处“魏元成”即魏玄成。魏徵字玄成，为避康熙帝玄烨讳改。 简言之，后人不明清代所处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背景，照搬《古文观止》中的拟题“谏太宗十思疏”，将其按现行标点定为《谏太宗十思疏》，是造成篇名错误的直接原因。 以上对《谏太宗十思疏》题名不当的问题进行了溯源辨析。本文或不能引发学术争鸣，但这样一篇公认的谏文名篇，题名中存在如此常识性错误，是令人遗憾的。为了更新知识、避免以讹传讹，遵循忠于历史和消除误解的原则，建议将魏徵上太宗十思疏，重命名为：《十思疏》或魏徵《十思疏》，避免像《古文观止》“谏太宗十思疏”那样，“谏”字不符合谏文文体，以及以“太宗”入题而造成误解。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62462df2bea81c758f5f61fb7360b4c2e3f2af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