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过秦论》三篇论秦二世而亡的原因 黄泫博 2013211627 关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话题，一直是众多文人墨客笔下的素材，学者政客的谈资。关于秦朝灭亡的如此之快，当时的学者都没有来得及去记录与反思，在秦帝国的江山还没有稳当的时候，一场大乱，瞬间就又换了世界。有人说大一统的王朝灭亡时就像慢性病到不治之症，那秦王朝的灭亡就可以算是先天畸形所致。对于秦朝的灭亡，很多人都不想用“英年早逝”一词来说这个短命的王朝，而更愿意去用“死得其所”这个词来概括秦王朝的灭亡。这是因为秦王朝的灭亡在很多早已产生的问题中埋下病根。最早发现这一问题，并且理解最透彻的人群，就是汉初的文人们。 汉袭秦制，汉朝在制度方面几乎原封不动的接下了秦朝的烂摊子，自此，汉朝的文人们就开始以前朝为戒，不断反思秦的灭亡，以求给自己的政策施行带来一些启示。于是产生了《过秦论》此类历史著作。 很多人对于秦的灭亡都有着这样一个疑问，商鞅变法到秦灭亡的近150年的时间里，秦国的主要政策和执政思想基本都没有大的变动，并且为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可是为何只有在最后区区几年时间里，这些政策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对于这一问题，贾谊在《过秦论》之中也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秦国之强大，自孝公始，而其关键是商鞅变法，贾谊抓住了这一点，上篇一开始就写出商鞅变法及其攻战政策对秦国的影响。通过介绍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点出正是通过商鞅变法，才使据有险关要地的秦国能够“拱手西河之外”，而孝公之后，“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对商鞅变法进行了延续。所以最终才能使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想要谈“过秦”，先从秦为何成功开始，这也充分体现了角度的独特。 而关于一直坚持实行商鞅变法的秦国为何在大一统后迅速灭亡，在后文中贾谊有更加具体的论述。 上篇之中，虽然是在主要论述秦是如何走向强大，但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贾谊想要表达的，秦国在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一句写出了秦国在大一统之后是如何“鞭笞天下”体现出了秦之苛刑严法和愚民压迫。尤其是这一句“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将秦始皇高傲自大的性格也体现出来，写出始皇自以为自己压迫住了天下的得意之心。而上篇的最后一句，通过写秦先灭六国而自己最后也被农民起义搅得不得安宁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正是因为仁政不施，且“废先王之道”才使秦国最终由攻取天下的威风到守不住天下的窘迫。 中篇之中，贾谊则直接开始论述秦灭亡的原因。“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一大段列举了秦始皇对秦朝灭亡应该承担的责任。此处着重写了，秦始皇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而这一句“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则指出了秦国衰亡的重点：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由此则写出了统一天下在于仁德。 而后接着写秦始皇死后，天下对秦二世抱有很高的期待，而秦二世却“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这一大段写出了：二世更加无道，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由此便点出了“民心”的重要性。 中篇之后一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而秦二世之过，究其原因是治国方法有误，始皇死后，天下已经被折腾的及其疲惫，他想要重振天下，却用错了方法，没有弥补始皇的过错，施行仁政，却更加严苛，由此失了民心。 下篇之中，则更加总结性的谈了秦的衰亡。“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一段写出秦朝由于严苛的压迫政策带来的一个缺憾，就是君臣之间的不信任，最后直接导致军心背离。“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而紧跟着的这句则写出了，子婴立后，还是没有意识到苛政的缺陷所在。“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一句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始皇与二世都残暴无度，而孤立无援的子婴，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一段则写出了，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君主们的过错，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一句通过写先王的治国之道，设立公卿大夫，来整治法令，而秦国则是通过繁法严刑。同时，贾谊也指出了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这也为之后汉初再行分封打下了基础。 通观《过秦论》全篇，秦灭亡之原因，可以总结如下：国家政策严苛，最终失了民心；治国政策没有顺时而变，依旧战时政策，未行仁政；君王本身荒淫无能，残暴无度；压迫文士，无人敢谏，君王孤立无援；同时，没有实行分封，本末皆失。贾谊认识到的这些缺点，在汉初休养生息，郡国并行的政策中，都得到了体现。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33b0efaf78a6529657d53b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