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现代性”： 一个较为全面的答复 ----------------------------------- 一 “现代性”： 修辞，还是自我理解？ 基本同意，但自我理解应改为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这里似乎有某种循环，主要的原因是，我现在的想法和上贴不太一样，现在我认为，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有反应还是没反应，都无法逃脱现代性的框架，我们都是现代人。我认为，现代性不纯粹是一种古今意义上的时间概念，也不仅仅是每一代人的自我确认，与此不同的是，现代性首先标示着一个客观的、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由科技和系统化的大生产奠定的。充分的现代化，也即充分的理性化，不仅一切都要以理性来衡量，而且社会本身也具有特定的机制使得所有的规则日趋合理。当然，这里的“合理”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对于普遍人权的认可，唯有再次基础上，才能开展科学的、哲学的筹划。 在讨论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我认为要注意两点，一，应该把现代性和对现代性的感受区分开来。二，应该把少数精英的感受和群众的生活实践区分开来。因此，你所说的自我理解，在我看来属于对现代性的感受那一部分。据我的观察，在现代性问题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欧洲那些精英分子的感受。他们明确谈到现代，现代人，现代社会，甚至现代性。当然，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反应是因人而异的。时代的迅速变化，使得他们的反应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过激。 当我们今天讨论现代性时，总是有点回顾性的意味，我们会回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的初期，我们会追溯到启蒙运动甚至更早的文艺复兴，而科技在16、17世纪的形成，大众以及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文人在大城市的繁荣，以及各种从根本上建构起现代生活的近代发明（如钟表，铁路，电报„„），这些也都是我们要追溯的东西。 上海民国日报 1925.3.1 西藏喇嘛到英奇谈 字林西报伦敦消息云：西藏喇嘛近来伦敦，颇惹起社会注意。其一行人众中有喇嘛四人，四人之二，出身于藏之贵族，其在西藏极受藏民之敬礼，其中领袖名达赖支腾尊巴（译音），曾对晚报述其在伦敦及道中之感想，语殊音特。据云：余等离藏下山之时，耳中恶鬼满据，致耳如聋，不闻一切声息，余等乃以圣水涤耳，尽驱恶鬼，耳乃复聪。余等经长途旅行之后，登一水滨之屋（指赴英轮船），斯时余等复恐恶鬼占据其中，吾人若不事先准备，鬼将使屋令复，然余等虽恐，仍置不顾，恶鬼果复来扰，致感受痛苦，当余等进屋之际，朗诵经咒，乃鬼亦随以俱来，余等乃复出圣水，并燃圣烛，数日之后，鬼乃驱去。此后若干日，余等复入一飞走之屋（意指火车），此屋与其他飞走之屋相连，其一端有一喷烟之鬼，屋飞走时其声甚烈，但不久即停。吾人复入一下系软环之小屋（指汽车），彼屋不告余等以意，即疾走于其他多数能自动之小屋间，卒乃运吾人至此圣屋。吾人以为汝等英人为极奇特之民族，乃能造成活的机器以代人作事，如在屋中有飞行之笼可乘而登楼，又如欲毁一屋，则有巨大之机器击之使倒，再如汝欲行动，则有活动之屋载汝以去，然而汝等实犯一大错误，如机器转而怒汝等之役彼，汝等将不能控制，将转为彼所驱使云云。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像喇嘛那样把飞机轮船描述为活动的房屋，我们不会用如此怪异的语言来描述我们习以为常、不再感到惊异、也不再想关心其中的道理的玩艺儿。我们已经适应了现代生活，汽车和飞机已经成为我们的“自然”。尽管如此，我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也许正因为我们不再惊诧，不再反省，我们才尤有必要以一种近乎野蛮人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文明生活，使那个驱动、包围和发送我们的结构暴露出来。现代性一方面使个体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它拥有一整套和人的具体个性无关的抽象的、同一化的机制。（顺便说一句，我无比拥护这样的机制，因为我实在对于人身依附型的机制深恶痛绝） 正如你所说，我们需要借助于对现代性的反思来完成我们对“我们”的理解和反思。 二 身份实践：“反身性”还是“反思性”？ 对于我而言，我之所以强调身份，是因为我觉得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充分自由协商的社会。即便那些进入社会主流的成员之间是进行协商的，而那些处于边缘的成员显然没有参加这种谈判。何况，现代社会的特点就在于，我们不是根据意见来协商，而是依据于一些普遍化的、非个人的原理来进行协商。这样一些原理是由所谓专家系统研究出来的。这些原理最终和社会这个功能体所需要的各种身份（功能）是协调一致的。或者更形象的说，社会已经给出了各种道路，凡是进入社会（社会化）的人，不过是从中选择一二而已。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在于，这种选择是多元的，而且是可断裂的。例如我昨天还是一个经理，今天就选择去做一个流浪艺术家。除了选择自杀以外，各种选择都从社会总财富中分得了一份粥（包括拒绝社会化的边缘人）。 你说，“现代个体生活的针对物已经不再是身份，而是身份的意义”，对此我的回答是，尽管社会中道路的格局（身份的意义以及整个的身份分配系统等）不断在变化，我们每一个人却无法直接决定这种变化。吉登斯讲的行动的“意外后果”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似乎可以套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模式。在面对社会学对象而不是人生哲学对象的时候，探究行动动机的实际效用，远比探究其中蕴含的想法、理由要重要。 这里谈的是我自己的想法。至于吉登斯的想法，还得从文本出发。个体的反思性，也即agent对自己的活动流的持续监控（能力）。“我们应该把反思性理解为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第62页）尽管不是自我意识，但反思性还是包含着一种自我理解的意味，例如，那些行动的意外后果，经过反思性监控的反馈，又成为行动的新的前提。也就是说，不管是例行的行动，还是目标计划，还是引发意外后果的行为，agent对于这一切都有一个理解，或者是默会的，或者是明确的。 因此我同意把它翻译为反思性。 不过，我的疑问是，这种意义上的反思性似乎也属于传统的人呀？为什么它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呢？我觉得关键的是一点是，现代社会的中介系统（例如吉登斯所说的专家系统或资本生产系统）介入到这种反身过程中，对于自我的建构来说，这种中介系统和传统的权威系统是不一样的。我不得不自由地运用我的理性来筹划和选择，这是因为，现代的中介系统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而且是非“人”的，也即，我们面对的不是村长，而是道理本身。 本贴由胖虫啃馒头于2001年9月12日10:05:43 一个小小的答复 ] --------------------------------- “似乎是被偶然扔入这个世界，本无任何意义的感性个体，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意义不只是发现自己，而且是去创造、建立只能活一次的独一无二的自己。人作为个体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艰辛，而死却必然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李泽厚：《美学四讲》）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367b8c708a1284ac85043b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