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中晚唐诗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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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对中晚唐诗人的影响:

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有许多的层面,这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

1 杜甫因事而作,即事名篇,下启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尤其是杜甫重写实、尚通俗的一面,且受到杜甫无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化世俗化的新思潮,这与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有很大的联系。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杜甫的写实之作。除此之外,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理论中,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的系统的诗歌理论,是对杜甫写实事的进一步发展。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甫的通俗化推崇备至。

2 韩愈、孟郊、李贺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 1杜甫造语奇崛,开启韩孟诗派。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向著称的诗作。孟郊诗风也有明显的怪奇倾向。孟郊作诗以苦吟著称,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如:“风叶乱辞木,雪猿清叫山”“镜浪洗手绿,剡花入心春”都是经过精心的锤炼。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大胆创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许多佳作。韩愈则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采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入诗,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乃是其诗散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韩愈不仅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而且还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在以文入诗的同时,还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达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形成了以议论入诗的特点。如:《荐士》《醉赠张秘书》都是穿插有议论,其《谢自然诗》中“余闻古夏后”以下36句,几乎全是议论。 2李贺则是将其卓荦的才华和全部精力都投向诗歌创作,骑驴觅诗,苦吟成性,开李贺的诗集,那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便会迎面扑来,宛如进入一个别样的世界。

3 杜甫精于炼字,开启苦吟诗派。

炼字在晚唐发展成苦吟一派。杜甫律诗的一大成就,在于他炼字、炼句上的成功。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他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炼字是他的自觉追求,他用很大的精力在炼字上。而到了晚唐时期,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以苦吟的态度创作“清新奇僻”的诗。代表人物是贾岛和姚合,其诗代表晚唐一种最普遍的创作风尚,追随者很多,形成苦吟诗派。这些人苦吟成癖,常常为一字苦苦推敲,反复锤炼。

4 对李商隐的影响 1李商隐优秀诗歌所达到的浑融境界,艺术上可以和杜甫诗歌的浑成境界遥相呼应。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自得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李商隐之通于杜甫,不仅得力于多方面的学习,更在于他和杜甫一样,内心深处有一股郁结很深的沉潜之气,发而为诗,在情思的沉郁上十分相似。由于内在的充实通体完整,两人诗歌都达到了“浑”的境界。 2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大的技巧。李商隐的七律、绝,深婉精丽,充分发挥了这两种诗体在抒写感情,表现心理方面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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