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中晚唐诗人的影响： 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有许多的层面，这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 1、 杜甫因事而作，即事名篇，下启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尤其是杜甫重写实、尚通俗的一面，且受到杜甫无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化世俗化的新思潮，这与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有很大的联系。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杜甫的写实之作。除此之外，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理论中，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的系统的诗歌理论，是对杜甫写实事的进一步发展。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甫的通俗化推崇备至。 2、 韩愈、孟郊、李贺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 （1、）杜甫造语奇崛，开启韩孟诗派。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向著称的诗作。孟郊诗风也有明显的怪奇倾向。孟郊作诗以苦吟著称，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如：“风叶乱辞木，雪猿清叫山”“镜浪洗手绿，剡花入心春”都是经过精心的锤炼。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还大胆创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许多佳作。韩愈则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采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入诗，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乃是其诗散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韩愈不仅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而且还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在以文入诗的同时，还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达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形成了以议论入诗的特点。如：《荐士》、《醉赠张秘书》都是穿插有议论，其《谢自然诗》中“余闻古夏后”以下36句，几乎全是议论。 （2、）李贺则是将其卓荦的才华和全部精力都投向诗歌创作，骑驴觅诗，苦吟成性，翻开李贺的诗集，那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便会迎面扑来，宛如进入一个别样的世界。 3、 杜甫精于炼字，开启苦吟诗派。 炼字在晚唐发展成苦吟一派。杜甫律诗的一大成就，在于他炼字、炼句上的成功。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他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炼字是他的自觉追求，他用很大的精力在炼字上。而到了晚唐时期，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以苦吟的态度创作“清新奇僻”的诗。代表人物是贾岛和姚合，其诗代表晚唐一种最普遍的创作风尚，追随者很多，形成苦吟诗派。这些人苦吟成癖，常常为一字苦苦推敲，反复锤炼。 4、 对李商隐的影响 （1、）李商隐优秀诗歌所达到的浑融境界，在艺术上可以和杜甫诗歌的浑成境界遥相呼应。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自得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李商隐之通于杜甫，不仅得力于多方面的学习，更在于他和杜甫一样，内心深处有一股郁结很深的沉潜之气，发而为诗，在情思的沉郁上十分相似。由于内在的充实通体完整，两人诗歌都达到了“浑”的境界。 （2、）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大的技巧。李商隐的七律、七绝，深婉精丽，充分发挥了这两种诗体在抒写感情，表现心理方面的潜能。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a807aee998fcc22bcd10da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