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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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本土化 笔者：赵肖肖 学号：20134202069 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多年来政治学界关注和探索的问题。应当说，正是这种持续的关注与探索，推动者该学科的进步，从而使我们在正确把握政治实践与政治学术研究、政治学应用研究与基本理论研究的相互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本土化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进入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域。基于对本土化概念的阐释，政治学本土化应是中国人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对中国政治领域进行研究，并进行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建构的过程，政治学能够本土化，政治学也能够实现本土化；政治学本土化是“由外而内的本土化”和“由内而外”的本土化的有机统一。 一、 政治学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它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清末的一些维新之士，处于当时政治现实的需要，纷纷从西方政治学中寻找其政治改良的理论依据，在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的同时，开始对政治学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教学。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在清末被译传到中国。有人统计，在1901年到1904年的4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多达66种。1899年，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了仕学馆，可以说，它事实上是现在大学里政治学系或行政管理系的前身。1903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了“政治科”，这是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 民国初年是我国政治学的活跃时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政治学家：浦薛凤、钱端生《中国政府》、张奚若、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政治学专业人才开始成为政府的决策参谋。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推行帝制复辟时，居然请来了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美国著名政治与行政学家古德诺作为其私人政治顾问。1932年，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由于时局的影响，政治学在我国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不正常状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用马列主义理论来代替政治学，政治学被当作是“伪科学”，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在我国日渐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不复存在，它在我国学术界消失了30年。在政治科学不复存在的这个时期，我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这样的政治大悲剧，这不能不令人沉思。 政治学在我国的振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政治学在我国重新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 在我国，政治学的命运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现实政治发生挫折或灾难时，政治学的命运也变得多灾多难；反之，当民主政治比较健全、社会比较安定、在学术生活中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政治学就会得到长足发展。 二、政治学本土化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都为政治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发展的丰富资源，主要包括制度性资源、功能性资源以及文化性资源。 1、制度性资源 新中国在建立以后，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施，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承担了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而发挥着稳定社会、调节社会秩序的功能，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石。这些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稳定的保障也是政治学得以本土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2、功能性资源 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本土资源是功能性资源，它主要包括组织动员资源、社会稳定和控制资源、政策资源等。与法律一样，政策是国家调控社会、管理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已经基本上围绕政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组织实施机制，民众对政策也有相当的认可。因此，我国政治学本土化已经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功能性资源，我国政治学本土化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3、文化性资源 文化性资源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脱离文化传统而获得现代性的结果，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始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具有无比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丰富的文化性也为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提供了文化基础。 二、 政治学本土化的路径 当我们提出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目标时，首先必须指出，这里的“中国政治学”指的是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说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是惟一的。在类型、流派或体系的意义上，政治学才可能有它的复数形式，像“一切政治学类型”、“全部政治学体系”或“所有的政治学流派”等等表述。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永远只有单数形式。英文“政治科学”的复数形式(political sciences)指的是政治学的各分支学科①。当然，我们仍不妨沿用中国政治学、美国政治学这种习惯提法，但是切不可把它们理解为各种政治学，而应该理解为政治学的各种类型。 马克思当年曾经指出德国与英、法等国发展存在着时代落差: “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②这种评论也部分适用中国政治学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把落后的德国的发展目标设定为:既达到英法等国的历史水平，又超越它们。同样地，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工作，也应该实现双重目标:既完成“补课”任务，与国际的政治学发展接轨；又实现政治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即一方面以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为中心论题。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已经步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政治学关注的中心也就相应地从制度转移到公共政策上来，而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要求我们仍然需要把政治制度建设当作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等等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运用这些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应当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1.引进和消化外来的政治理论，合成本土化的政治理论 “从价值论角度进行考察，社会科学关心的是‘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作为一门科学，对于‘是什么’是共同的、普遍性的；而对于‘应该是什么’则是有特定的价值倾向在里面的。”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和基本框架中包含了对“是什么”一般规律的研究，对解释世界各国的政治活动有较强的普适性，但具体到与“应该是什么”相关的那些理论假设，则离不开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此，在进政治学本土化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大胆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但同时必须正确面对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根据中国现实的土壤和气候进行“为我所用”式的协调，使中国行政学健康成长。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政治理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不同国家的政治理论必然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色彩，也印刻着特定的思维模式。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如果简单地移植到其他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 ① 德怀特·沃尔多认为“政治学”的复数形式是一种较不严谨的用法(参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 手册精选》,上卷,第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题。换句话说，引进本土以外的政治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保持适当距离和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要有反省与批判意识，敢于怀疑外来的政治理论及其衍生的方法论，善于运用自身特有的理论创新能力，继承和发扬本土优秀文化遗产，走进本土的政治场域，进行新的理性判断和价值选择。•可见，引进和消化外来的政治理论是一种“从外到内”的本土化过程。不论人们是否承认，“本土化”研究都是以西方理论的既有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以西方科学哲学及方法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参照框架。我们可以用源自本土的经验在最深层面上修正它的固有偏见，可以从社会历史脉络的分野比照中超越它的地域文化局限，但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绕过它去直面本土社会。因为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是人类用理性考量自身生存状态的“坐标系”，是观察、思考社会的切入点。尽管本土社会的复杂与困惑并不会因西方新学科的引入而立刻变得清晰、明了，但对中国传统的模棱两可的研究视角的复归，可能只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与失度。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构、提问方式以至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模塑了我们的研究取向和过程”，况且，当“我们说一种理论不好时，并不是指它的本身，而是指用它来解释我们所关怀的东西和我们的运作模式时，它看不到我们所要的那些面向”。可是对这些本土社会特殊面向的关怀的积极性恰恰来自于从自身文化传统出发，对西方理论展开的自觉批判与反思。因此，政治学本土化过程不只是一个外来政治理论的机械翻译和原版移植过程，而是一个有机的内化与合成过程，即引进外来的政治理论必须历经选择、反省、批判和改造。对待外来的政治理论，除了对其进行重新检验和适当改造外，还要全面考察和挖掘其背后的假设条件与方法论，否则会很容易出现“东施效颦”的效果，不仅不利于本国政治理论的发展，而且会危及本国的政治实践。在方法论问题上，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不存在本土化问题，理由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是价值中立的。这种行为主义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方法论是依附一定的问题的，不存在不针对任何问题的方法论。本土政治问题的独特性，也要求对外来政治理论产生的方法论进行反省、批判与变革，不可能照单全收，依样画葫芦。 2.走进本土政治领域，立足本土文化与政治实践，生成本土化的政治理论 这是政治学本土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政治学本土化必须以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的政治实践为主题，否则就缺乏自下而上的土壤和根基。因为本土文化本身便蕴涵有一定的价值，任何原创性理论的产生都不能割断历史的血脉和传统的文化。政治理论从语言形式到实质内容上的本土化，内在地要求对中国的传统资源加以深度发掘，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作为一种源于异质文化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成果，一经传播到中国，就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本土政治文化发生文化冲突现象。西方政治学若想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生根，就必须适应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立足于中国的本土资源，才能有利于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换中寻求中国现代文化的根，实际上是自觉寻求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而要接续中国政治文化之根，确保中国政治学的建构能够扎根于本土，就不能不把传统政治文化作为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的本土资源，要自觉利用传统，开展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工作。中国古代政治活动源远流长，思想丰富，且与各个时代的经济、文化联系紧密，这是政治理论本土化的深厚历史土壤。•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相当丰厚的国度里，通过发掘传统资源中有利于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积极成分，无疑能为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寻找到丰富的学理资源。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政治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5aad973bd64783e09122b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