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没有真理”的真理 后现代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起初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一项有趣的民意调查显示，66%的美国人相信“绝对没有绝对真理存在！”。而在年轻人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72%。西方文化正在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没有真理存在”，正是这一主义的代表思想。 “不相信真理”，这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相信”的意思，就是“认为某事是真的”。把“绝对没有绝对的真理”翻译一下，就是“没有什么是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句话听起来简直就是无意义的胡说。“绝对没有绝对真理！”这一陈述本身就是绝对真理——然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唯一的真理”。 纵观西方历史，发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地否认前人的理论。西方人向来都是用“理性”的目光去看待事物，即使是被社会公认的“真理”，也要千方百计地想要去证明或是推翻。所以西方人对于所谓“真理”持着“怀疑”的态度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西方文化中倡导的“理性”使得没有办法保证绝对真理，于是没有办法根除怀疑论。这个特点在如今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更为明显了。 现代主义把真理与理性联系在一起，并把理性和逻辑论证看作是正当信念的唯一裁判。后现代则质疑通过理性努力可以揭示和证实普遍真理。他们不承认唯有人类理智才可能决定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后现代跨越理性，转向非理性的认知方法，给予情感和直觉以崇高地位。这种对真理的非理性内容的协同模式的寻求，导致后现代意识具有整体主义内容。后现代整体论意味着对启蒙运动关于不偏不倚的、自律的、理性的个人的理想的拒斥。后现代人并不希望成为完全自律的个人，而是成为“完整的”人。后现代整体主义意味着人的生活所有方面——情感的、直觉的以及认识的——的综合。 后现代真理是相对于个人所参与的共同体而言的。既然有很多人类共同体，那就必然有很多真理。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多重真理可以彼此共存。后现代意识因而就意味着极端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而多重真理的出现，同时也就证明了“绝对真理”的不存在。 在真理问题上，中国智慧是很值得关注的。我们前面说到的“饱满真理”，其实就来自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国有所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讲的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饱满的智慧理念。生活/世界中的真正智慧也就是这样“三合一”的饱满智慧。遗憾的是，中国传统中的这种饱满智慧一直在西方的知识权威下的不到应有的合法性。还有人在论证中国哲学的时候，喜欢夸大 “天人合一 ”的一面，把中国哲学解释成了宇宙啊人生啊之类的玄学。其实中国哲学一点都不玄。她就是生活现场的思想、践行、审美的活生生赤裸裸的思想素质。孔子老是讲仁、义、忠、孝，可见他是直面生活的两难的。而且他很少给出一成不变的原则，一直在忠孝仁义的困难中挣扎。因为孔子很清楚生活/世界是个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存在现场，只能饱满地理解了这个现场之后，才能对与其中的困难给出有效有力的解决。所以中国人喜欢讲权衡，讲中庸平和。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就是，谁也不愿意得罪。比如，《论语·学而》中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差不多是面面俱到。中国思想总是考虑得很周到，所以有时候显得 有点狡猾。但是，对于生活和智慧的饱满理解却是相当高明的。 中国智慧是很讲人“情”的，但是并非不讲道 “理” 。只是中国智慧中的道理更具有人情味，更符合人们的生活直观，符合生活和世界中的“ 大感性”。中国人的“道理”就是生活智慧，而不是死板的、冰凉的逻辑真理。中国智慧讲原则，也讲人情，讲合理性，也讲合情性。因此我们很讲究“方中有圆 ”、“ 外圆内方”。——这一点让无疑西方哲学忍无可忍，因为在逻辑主义思维方式中，“方的圆 ”或“圆的方”都是不可理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没有真理”的真理实际上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时，这种思想并不会在以“人性”为基础的东方文化中出现。即使是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现在，关于“真理”的问题，东西方文化相互的分歧还是很大。至于“没有真理”的真理本身，我们只能说，失去真理，会使我们得到解放。没有真理，也行。如果说我们建构自己的实在，则我们的自由便没有什么界限。“如果没有什么是真的，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9fb3b274b35eefdc8d33329.html